全球化智库（CCG）的环球“二轨外交”访问与调研系列活动从6月22号到7月21号跨越美、欧、亚三大洲，在30天进行了7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开启疫情后智库人文往来，被国际社会称为“旋风之旅”和“破冰之旅”。

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和全球化智库秘书长苗绿近期就“二轨外交”访问情况接受了观察者网记者的采访。

智库破冰重启后疫情时代中外人文交流

观察者网：能否请您们先简要介绍一些这次CCG海外出访的情况？

王辉耀、苗绿：自疫情爆发近三年间，国际上、中外间人文交流十分匮乏。继中美贸易战以来，中美关系又受疫情冲击而交流骤减、互信缺失，达到了建交四十年中的最低点。加之俄乌冲突、印太战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舆论氛围负面质疑一片，还进行各方面的脱钩和围追堵截。这些都让我们深刻感觉到人文、智库交流和人员往来、旅游留学之迫切，一切都需要尽快恢复和重启。尽管线上交流不断，但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面对面的交流互动。我们作为中国首个出访的社会智库，在国际面对面交流几乎陷入停滞、国际上对华误解和敌意颇深的状态下开启了国际访问之行。

这次CCG的二轨外交海外出访活动为期一个月，访问了新加坡、美国纽约、华盛顿、法国巴黎、德国柏林、比利时布鲁塞尔、韩国首尔等地的国际组织、民间团体、智库、商界和使馆等，高密度高规格地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访问各国期间，我们拜会了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孙海燕、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张军辉、中国驻欧盟使团临时代办王红坚、中国驻韩国使馆首席馆员方坤公使等驻外资深外交官员。还有联合国的助理秘书长、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国务院的副国务卿，与上百位具有政策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交流，全程举办和参与了大约70场交流会谈活动。国外各方对我们的到访表示热烈的欢迎，很多外国友人期待在解封后能到访中国，正是各方的期待起到了一个增信释疑的作用。

美方对华共识普遍趋于负面

观察者网：疫情以来中国智库首次同美方当面交流，想请您介绍一下此次交流的情况，和美方智库都谈了哪些话题？美方又是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现状的？

王辉耀、苗绿：我们在美国十天左右，访问了十几个智库，还有一些机构、商会、委员会、协会、美国国务院等，见了中国驻美秦刚大使。总体感觉氛围比三年前下降了不少。中美贸易战叠加疫情和俄乌冲突，将近三年来人文交流减少了很多，我们感受到美方对华共识普遍趋于负面。美国国内对于很多社会话题的讨论意见也是分裂的，或者说持有不同观点，但唯独在反对中国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双方误解猜疑、信任赤字的加大，让污名化的论调有了很大的市场。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皮尤研究中心对19个发达国家的最新民调显示，许多国家对中国印象日益恶化，其中美国、德国和韩国人对中国批评最多，近70%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这个大环境之严峻，加上疫情阻断交流的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很多老一批研究中国的学者，还有知华派友华派，不来中国就没有新的素材，致使他们不太了解中国，逐渐失去发言权。人文交流处于停滞状态，公开交流就更少。美方通过结盟政策制造小圈子不断打压中国，关系如自由落体般下落，很多智库关心中美的战略竞争的“底”在哪里。前段时间中美双方有五次部长以上高层对话，包括在巴厘岛的G20外长会议上，王毅外长也和美国务卿布林肯还当面进行了沟通，习主席和拜登总统还通了电话，大家都表示希望中美关系能趋缓下来、稳定在某个层面，不再发生太大的挑战与冲突。

现在人文交往处于断流状态，所以此次出访实际上释放出积极的信号，美方看到我们能面对面来交流都很高兴。他们也特别想来中国，想知道中国的防疫政策何时会进一步放松，隔离政策何时能够缩短。企业界则更担心俄乌冲突、特别是中美如果发生台海冲突对他们会有什么影响。现在大家都在考虑备选方案。总的来讲，氛围越来越坏，这个局面需要尽快突破。

观察者网：美国智库关注了哪些问题？在您看来中美双方在智库层面存在什么信息差？

王辉耀、苗绿：美国智库想找到问题的摩擦点。比如他们觉得香港由于换届加之国安法的出台，未来摩擦会减少、局势趋于稳定；关于南海问题，局面已经形成， 中国和东盟国家则内部能够通过利益机制解决；争议和关注主要集中在台海问题，分权制衡的美国内部对其看法不尽相同，对佩洛西计划要访问台湾表示了担忧。

美方普遍欢迎中国留学生和游客，看好人文交流，相较之下他们担心价值观和文明层面的冲突，也关心公平竞争、人权等话题。比如对国有企业补贴而引发的公平竞争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太强大，近年来上榜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数量也超越了美国，这让跨国公司感觉无法与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竞争。

美方也分析了今年的中期选举可能会对拜登造成影响，民主党可能在国会会失去大多数地位，拜登有可能成为跛脚鸭，佩洛西的访华可能是孤注一掷，还有两年后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加州州长、佛罗里达州州长、彭斯副总统都是潜在的竞选人。

改善中美关系，可以从小事做起

观察者网：从今年五月份开始，中美高层大概有五次频繁的互动，从CCG和美方智库的角度出发，中美元首会面的前提是什么？

王辉耀、苗绿：据报道中美元首会面已成为共识。过去几次中美高层会面是个非常积极的现象，说明大家都很重视中美关系的走向。王毅和布林肯会面的照片，双方都没戴口罩，面带笑容握手，当时反映出一个积极的信号。

隔离政策能够进一步放开的话，会有更多的美方机构愿意到中国访问。建议我方可以考虑尽快放开，或者建立一种闭环的外交、智库访问机制。尽管现在视频会议很多，但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是一种面对面的会晤，让成见和不悦在见面交流、咖啡交流和目光交流中得以缓解，这和网络视频会议的交流截然不同，很多心声和想法可以先通过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再在高峰会上进行表达，就能达成一些实质性的成果。现在的状况是没有私下交流的过程了，而到台面上都是互相宣读各自的立场，这就很难达成共识，这是急需突破的。

观察者网：现在有两个外界特别关注的问题：一个是关税问题，因为拜登政府要调整关税计划，但是调整幅度又很小，您觉得这个问题能否在中美会晤前得到解决？另一个是奥巴马时期有中美高层定期会晤机制，但特朗普在任期间，尤其是贸易战之后，这些机制陷入了停滞。如今拜登上台一年多了，您觉得这些机制会不会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得以恢复呢？

王辉耀、苗绿：关税问题的情况如你所言，不过因为中期选举马上到来，美国国内的政策要考虑到政治正确的问题，所以大概率不可能全部取消，但会取消一部分。

至于中美高层会晤机制，美国每届总统都有一套新做法，要恢复到原先机制比较困难，但完全可以创造新的机制。在科技、教育、人文、旅游、环境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领域中美都可以加强沟通，虽然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没有了，但是各种各样的方式还是可以再创新的。两国可以从小的方面做起，设置底线以防止误判引起擦枪走火。美方智库期待中美双方都应展现积极姿态，他们有时觉得这些总是美方先做，但其实双方应该一起做，甚至中国可以先做一些积极姿态，当然这是我们只作转述美方智库的想法。

他们希望中美之间能有一个明确的工作方向，大家从一些具体问题着手，逐步推进互信、提升理解，而不是光谈原则。我们认为我方还可以做进一步工作，比如邀请联合国高官、欧美驻华大使去香港新疆看看，或许会对当前的关系有一些突破。

中国可扩大自己的国际朋友圈

观察者网：美方一方面强调两国的“护栏”问题，一方面又加强北约，把触角伸到亚太，还在印太经济框架搞小圈子。美方把中方当做最严峻竞争对手，搭建了很多机制和同盟，将数字、经济方面意识形态化，美国智库如何看待排他性的美方小圈子和同盟外交？

王辉耀、苗绿：他们确实在搞小圈子，美国智库认为，特朗普时期是对中国无限的打压、不停的制裁，而现在美国认为中国有权力发展和崛起，但不能重塑国际价值体系，不能对美国现有的民主有影响，所以美国要结盟巩固民主。美国对中国模式的发展产生了恐惧，就会扩大他的圈子来针对中国。所以美国现在有三个策略，第一是投资国内。对此只要美国不甩锅，我们可以没什么意见。第二是美国开始寻求结盟。这比原来要求中国需要变成和他们体制一样，算进了一步，但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第三是竞争。中国不怕跟美国公平竞争、但需要是一种公平的奥林匹克式的竞争。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扩大我们参与或希望参与机制的影响力，如RCEP、CPTPP、DEPA、一带一路、亚投行、中欧投资协定、中非合作论坛等等。我们对我们经济体制有信心，我们可以正面应对，以经济结盟对冲地缘政治结盟。我们也提出，前有中美“两国集团说法（G2）”，其实中美欧间也可以建设“G3“的对话机制。另一方面我们要联合一带一路和亚洲各国一起发展数字经济。不怕美方搞小圈子，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朋友圈做大做强，扩大我们的国际统一战线。

观察者网：现在美国国会在推动法案，提出不仅要警惕中方对华盛顿政治圈的渗透，还开始警惕中方对于地方层级交流的影响，那么智库能够做什么来规避美方对我们施加影响和渗透的印象？

王辉耀、苗绿：我们认为这个代表着美国政府的一部分想法，像 CIA、FBI这些军方机构是比较鹰派的，但美国也有很多民间机构、智库、大学、州政府、市政府，他们绝大部分是相对比较友好的。我们和秦刚大使见面，他说现在中美民间社会，比如企业、智库、社会组织、姐妹城市，这些都是我们进行交流工作的基础。我们深表赞同，我们应该把这方面的民间交流工作做起来。

大量做中国研究的人原先对中国还是持比较友好或是持中立态度，但现在他们用的都是几年前过时的数据和报告，基本没有什么新素材、新体会，这批人有点青黄不接，老一辈退休，中间一批不能来中国，年轻一批留学生也断层了。比如有教东亚研究、汉语的美国教授跟我们很着急地说，“我们的学生要去上学，大陆隔离和入境政策不明朗的话只好就去台湾了”，现在中国各地防疫政策不是很清晰，大量外国留学生来华留学没法做决策，他们都到中国台湾地区或其他国家去对中国大陆是个损失。

这次CCG在美国10天30场活动会见数百人的出访被称为刮起一阵旋风。美方问我们，中国人可以出来交流了，是否意味着他们也可以去中国？所以CCG此行更重要的是对国内机构、智库释放出的积极信号和起到的示范推动作用。在美国致力于促进中美民间交流的团体原来的景象是门庭若市，他们会接待很多前来访问的中国团体，也会组团去访问中国，但现在却萧条冷清，我们去交流时有的办公室灯都是黑的；反观其他一些智库，比如大西洋理事会这样致力于欧美交流、俄乌冲突研究的机构，今年预算增加了30%。正因如此，我们更要把开放提上日程。

我们去了新加坡、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欧盟总部和韩国，一个月时间，美欧亚环球一圈，这在特殊的环境和国际氛围中具有特殊意义。有媒体说这是“破冰”，我们觉得确实如此，推动人文层面的交流还是很有意义的。

国际上对俄乌冲突的中国立场普遍存在误解

观察者网：美方智库如何看待中方在俄乌冲突上的立场？

王辉耀、苗绿：这是我们在国外被提问最多的问题之一。王毅外长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说过，中国尊重乌克兰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习主席也表示我们希望和国际社会一道劝谈促和、积极参与协调。但外界很多都把中国和俄罗斯绑定，妄议我们和俄罗斯谋划奥运会一闭幕就开战、中国支持俄罗斯、中国媒体都在传播俄罗斯的假新闻等，包括美国企业界在想备选方案也与此有关。我们还可以做更多工作来说明中国并不同外界所说——其实我们跟俄罗斯的立场是有区别的——我们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我们不赞成制裁俄罗斯，全世界88%的人口都不赞成制裁。我们对乌克兰遭受战争表示同情，还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中国驻乌克兰大使也说中国永远不会攻击乌克兰，我们在这方面还可以讲得更多，这方面我们还可以多做一点。

就俄乌冲突问题，我们表明愿意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在强调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对我们来说也大有裨益，从1955年万隆会议开始中国一向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外对于台湾问题，我们也强调领土和主权完整，所以我们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实际上也在支持我们自己。但美方完全不是这么理解的，这在实际上让中国背了一部分黑锅，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中美需要给对方一个“台阶”

观察者网：美国最近CPI达到9.1了，又创四十年以来新高，美方智库如何看待美国经济滞胀的问题？

王辉耀、苗绿：美国现在内部问题比较大。从种族对立到枪支管控，从堕胎法案到东西部沿海和内地的发展差异。美国智库和企业认为，美国在政治正确的氛围之下手里的牌已经不多了，本来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关税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国屈服妥协，结果中国非但没受到太大影响，去年的对美出口和对外贸易总额仍创历史新高。但美国还是不愿服输，拿国家安全和政治正确来跟中国继续谈判，所以即使现在通货膨胀率很高，美方也不会一下把关税全部取消。有些贸易商会的意见可能会比较强烈，但普遍来讲企业也可能慢慢地适应了，上升成本已经由消费者分摊了。由于中期选举的到来和需要照顾选民情绪，美国政府是不会在这个时候对中国让步的，即使通胀率再涨两个点，也不会轻易作出动摇美国的选举决策。

西方世界内部也有很多的矛盾、问题和挑战，现在全世界的发展都不太好，不管在美国还是欧洲，物价确实涨了。由于前段时间疫情的冲击，我们的经济也面临很大挑战。世界银行降低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从原来的5.1降到4.3。但实际上他们觉得美国的经济还挺好，倒是对中国经济有所担忧，因为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这火车头拉不动、降速甚至停滞不前了，这是个大问题。他们并不只担忧自己，也在担忧中国。

观察者网：现在“脱钩论”甚嚣尘上，不少企业已经在产业转移上有所动作，从国内撤出将据点转向东南亚。那么中美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大压舱石，来加深双方之间的经济依赖？

王辉耀、苗绿：我们和美国商界的核心人士谈到这个问题，他们很多都在考虑备选方案B。由于俄乌危机和对俄制裁，很多企业被迫从俄罗斯撤出，这对他们来说是敲响了警钟。中国市场再大中产阶级再多，万一未来对中国实施封锁或者爆发战争，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资产全在中国陷得太深也很不安全。企业家们知道胳膊拗不过大腿，他们无法左右地缘政治的急剧恶化，现在是华盛顿K街影响纽约华尔街，中国威胁论已经对美国国会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加之美国政府把将一千多家中国企业列入打压制裁清单，这给美国企业带来巨大不便。我们也见到了中国企业，其在美经商空间不断压缩，不允许上市、参会、参与制定行业标准等，这都是实际的逐步影响。比如华为手机在欧美全军覆没，对方在形成芯片的包围圈隔离圈等。所以不是说中国市场大他们就会坚定不移走下去，还是在考虑备案的。那么如何能让他们打消这个念头，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入手。

第一，我们需要尽快开放。中国封锁这么长时间，美国在中国的投资计划这几年基本上都搁置了。未来几年没有计划跟进、战略会议、高峰交流，CEO也不能来实地考察，新的项目完全定不下来。很多跨国公司现在人才流失非常严重，中国曾经是一个职业生涯很好的上升跳板，但是现在由于隔离政策、常规核酸、不能携带亲属等要求，让很多外籍人士觉得在中国生活条件艰苦，以至于不愿意来华工作。当然还有过去贸易战中的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保障等问题，不过这次的讨论比重没有过去那么大了，经济问题在不断让位于政治正确和国家安全。

第二，需要重视安全预期。我们跟美国企业界做了很多交流，见到了美国总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许多会员等等，在俄乌冲突之后，很多跨国公司都选择撤离了俄罗斯，他们因为担心一旦谈判发生冲突会暴发台海危机，因而也有不少在考虑备选方案。原来我们跟他们说中国市场体量大，有四、五亿执行力、购买力很强的中产阶层，有中国双循环和统一大市场、高铁、5G种种优势时，他们还会眼里放光，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现在再给他们说，却有些迟疑犹豫了，美国企业表示无论中国市场再强再好，安全永远是第一要务。俄乌危机就是一个教训，不然投资越多陷得越深，损失会更惨重，所以他们确实在技术、投资等方面与中国“脱钩”。特别是在我们访问期间，美国CIA和英国军情六处在伦敦召开联合发布会，就强调了对“中国威胁”的警惕和预案筹备，这对国外合作伙伴的冲击和威慑还是很大的。因为这些在美国注册的公司，即使CEO非常喜爱中国，或者很愿意投资，但也不能发表任何想法，否则就会被人指摘是与中国交好的把柄，股价就会下跌，董事会就会找麻烦，还有可能自身不保。大环境被破坏掉后，针对中国打压已经变成了美国国内一种政治正确。

第三，中国应该开放出入境旅游和发展学术交流。让外国人来中国看看，会让他们立刻就会改观，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可能就会逐步好起来。现在“麦克风外交”盛行，我们看到外媒对新疆无实据的批评，我们应该反驳回去，这可能在国际上起到拨乱反正作用。但国外各界团体甚至包括政府部门都希望能来中国，“百闻不如一见”可能是我们最大的说服力。一些媒体来回地炒作打压、污名化，其实最有效的就是让他们来中国看一下。据我们了解，北京冬奥期间请媒体来现场，我们曾和其中一些有所交流，他们确实认可中国的成功防疫，没有像美国那么高的死亡率是真实存在的，不是中国在隐瞒。所以我们在想，媒体看过之后都有那么大的触动，那么美国社会各界的精英人士如果能来中国将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号。我们也注意到国内开始向国际领导人释放十分积极的信号，比如近日邀请印尼总统佐科访华，这说明了我们对增强面对面交流更加重视，预示更多的高层互访将要实现。

第四，数据流动、CPTPP、中欧投资协定等可以先谈起来和实施起来，对中国都有好处。比如说2020年，特斯拉起诉特朗普政府要求停止对华加征关税，2021年又在中国建立数据中心，实现数据储存本地化，这些都是很好的案例。我们可以多对这些示范性项目和典型数据做正面报道来吸引美国企业，包括进一步保障外资金融和保险准入，出让更大的合作机会，放宽限制，让他们陷入中国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不可自拔。所以现在人家越要脱钩，我们越要挂钩，加固关系和纽带，这些其实是跨国外企会考虑和心动的。

观察者网：最近中美航空货运已经恢复到差不多正常的水平了。

王辉耀、苗绿：航班的恢复很重要，我们和一些国外大使聊过，他们很多人认为恢复航班、隔离熔断都是双向的。国外放宽了政策，但中国还是比较严格，而且熔断政策还比较紧。很多留学生和华人华侨很想回国，我们碰到好多人早早买票却回不去，回国还要隔离和做核酸，这一系列过程令人望而生畏。现在的航班价格也贵得离谱，所以说航班应该大量恢复，这些情况亟待改善，否则人文交流都将无法进行。

观察者网：您对中美关系的下一步走向是持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呢？

王辉耀、苗绿：我们是持一个谨慎的乐观态度，但搞不好也是很危险。其一，美国意识到中国不可能与之合二为一变成单一体系了。在我们申请加入WTO时，美国是想把中国变成他们自由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但现在可能就像弗里德曼所说的“一球两制”，两种体制并不能代表孰优孰劣了，而是如何能让双方平等接受、和平相处。中国希望国际社会不要把我们当成洪水猛兽，找到关系的压舱石，那么就不仅限于经济层面，还有人文交流。其二，我们要抓住中美关系这个主要矛盾，那么其他关系就都是次要矛盾，就可以先行缓和，可以不把所有关系都搞得很紧张。

欧洲期待中国经济仍能成为世界经济引擎

观察者网：此次欧洲之行中探讨了哪些话题？

王辉耀、苗绿：首先，我们在德国时，和包括智库界人士在内的二三十位工商业界人士座谈交流，他们特别关心中欧、中德之间的人文交流、航班恢复等话题。但现在他们无法来到中国，很多新的市场投资计划搁置，这也会影响到未来各类商业方案的落地和发展。

其次，虽然朔尔茨当选德国总理，但是右翼绿党成员分别出任了外交部长和经济部长等几个关键岗位，他们其实对中国的态度都比较激进和负面，所以亟需加强沟通和往来。特别是德国经济部长说考虑出台一个德国关于中国的政策报告，法国政府也在考虑出台中国政策报告。在此期间，我们需要增信释疑，消除巨大的信任和沟通赤字。企业都很关注这一动向，因为经济是中欧关系的压舱石，我们是欧盟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在和世界银行、联合国这些国际组织，布鲁盖尔这样著名的世界经济智库，还有一些经济委员会交流时，他们表示对中国经济和后续能否提振世界经济非常担忧。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压舱石和稳定器。去年在疫情期间中国实际的进出口贸易额创历史新高，增加了将近30%，是中国在支撑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托底。欧洲因为俄乌冲突遭受了能源危机，马上要度过一个严峻的冬天，如果中国经济不能拉动世界经济，加之通货膨胀、粮食危机，他们的日子将更不好过，地缘政治的竞争打压将更加恶劣。中国经济是此次交流中普遍谈及的话题，外界都知道我们的房地产进入房住不炒的大调整周期、高科技企业也不如以前活跃、跨国公司也放缓投资。全球化的有识之士普遍承认过去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脱贫成果有目共睹，大家都认为中国经济能够拉动世界经济平稳增长。但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充满顾虑。除了经济以外，他们很关心中国的政策开放，比如说留学生何时能去中国，旅游业何时才能恢复，他们各界人士何时能来中国。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外方很关注的问题，比如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由于双方制裁被迫搁置了。今年11月份，其制裁的第二年期限到期之后，第三年是否会接着维持制裁，届时会有一个评估。那么现在到评估还有4个月时间，这方面大家可以多做一些工作，来为双方都能解除制裁打下基础。当然，还有中欧此前的五年合作规划，对方都抱有很达期待能够继续洽谈。中美近期的高层交流比较频繁，—两个月之内达到了五次，所以我们也都希望中欧之间也能增加这种高层会晤，特别期待在G20上，欧盟领导人、法德领导人与中方领导人会晤见面。

同时，他们还很关心“二十大”的召开和中国未来各方面的走向。现在世界格局正经历巨大的变动重组：美国拜登政府的民众支持率持续下滑至上任以来最低水平；英国首相约翰逊辞职；德国新上任总理朔尔茨相当于一个联盟党执政；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在一起”中间派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得的议席数虽然领先其他党派，但未能达到绝对多数，马克龙未来五年执政将面临更多阻力。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社会矛盾的加剧和社会撕裂愈发明显。即将迎来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肯定会有一个稳定、统一、完善和强有力的领导人集体，这让西方国家对自身国力有所担忧。

中欧人文交流亟需恢复

观察者网：时隔三年再次访问，这次出访有什么心理预期吗？又有哪些地方和预想存在出入？

王辉耀、苗绿：我们感到这次出访接待我们的外方机构之热情、密度、广度和深度都是超出预期的。出发前我们觉得，一晃三年，好多负责人和机构都有变动，联系起来也比较困难。比如说去布鲁塞尔时参访的布鲁盖尔智库，他们的主席换到柏林去工作去了，但他仍然交代他的轮值代理主任亲自接待我们。热情不减，这个是超出预期的。

另外是我们眼中疫情对欧美的影响与想象不同。我们原以为这里疫情防控情绪也很紧张，但病毒并没有我们想象得严重，很多人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状态，看得出来病毒对他们的影响已经降至最低了。现在欧美特别是欧洲的服务业、旅游业已经全面复工，比如说在巴黎机场，人山人海，所有指示牌都是法语英语和中文，但是没有什么中国游客，欧洲所有餐馆酒吧爆满，仿佛没有什么疫情的影响，这个是超出预料的。

第三个方面是我们以为当前中欧关系较为紧张，很多外方机构对中国有成见，不一定愿意再来中国了。但实际跟我们的预判相反，所有接触的机构都非常期待和愿意再来中国，都希望能够缩短入境隔离期限。他们对航班大量减少、往来交通不利表示出极大的不理解，都期望期待能够尽快恢复航班的正常来往。而且他们特别欢迎来自中国的专家学者和留学生，特别像巴黎这样的旅游大都市欢迎中国游客能够回来。所有这些都是超出我们预期的。

还有一个方面，俄乌冲突以来，中欧关系遭受了巨大冲击，欧洲政界都觉得中国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对中国成见很深。尤其是受西方主流媒体的片面宣传，他们都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是站在一边的同盟，这是对中国极大的误解，这种误解也促使其出台更激烈的政策，比如北约最近的战略概念文件极力渲染“中国威胁”，其中充斥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在这方面中国需要做更多工作来表明我们跟俄罗斯不是同样的立场，我们支持保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乌克兰也不是例外，但这是西方不够了解的。现在很多企业在俄乌冲突中受到影响，马上就想到未来是否可能有台海冲突，于是就开始做预判和备选方案，这也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

观察者网：在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之下，CCG此番欧洲之行访问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此次讨论的意义有哪些呢？

王辉耀、苗绿：意义十分重大。首先，很多美国和欧洲的机构都表示，这是近三年来首次看到中国大陆的代表团来访。我们作为第一拨访问团开展了密集的活动，对疫情以来中欧交流对话起到了重启、破冰和催化的作用，他们对此评价很高。疫情之前，到处都是中国代表团，而这两三年没有实地的交流，我们的到访正是一个信号和标志，他们在期待这是否意味着会有更多代表团到来。反过来，外方机构也在想，如果中国人能够出来，是不是也意味着他们就可以去了。其次，我们这个出访消息发出后，国内很多的智库同仁、学术界以及机构都认为说有CCG带头出访，是否也意味着我们也可以出去交流了。这些示范和象征的意义是巨大的，或者说我们起到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第二，我们深入体会到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线上交流时客套话远多于真情实感的流露，我们也难以判断对方的真实态度。但是现在外国机构见到我们首个中国代表团，可以倾诉、抱怨，提出建议，但同时他们的疑问和困惑也能够当面得到澄清，这比他们看到的任何报道和声明都来得更直接、体会更深刻。

我们接触到的很多商会团体都非常期待来中国交流，特别是企业界，很多企业负责人表示在华投资通常都是需要提前好几年实地考察交流、做预算、开战略会议和当地团队交流，才能最终拍板决策。但现在三年都没有实地考察了，原来的投资意向可能就会下降甚至消失。

所以我们认为，感情沟通、语言交流、思想碰撞等人文交流千万不能中断，否则带来的结果可能比商业交流中断更可怕。双方如果只关注媒体上的互相攻击和负面信息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压力和不愉快，所以我们的访问还起到了一个沟通共识、对负面信息答疑解惑的作用，这个必要性非常大。

第三，外方对中国还有很多误解，此次出访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澄清和重申立场。就像刚才所说的俄乌问题，中国其实做了很多斡旋，但直到交流后才让对方恍然大悟——中国也不完全和俄罗斯一样。我们强调尊重主权和捍卫领土完整，也为乌克兰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习主席多次同各国首脑在线上会晤中表示愿意劝谈促和，一道解决矛盾冲突。但这些西方人好像都不知道，或者说没有看到充分的报道，却只对中俄合作有印象。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问题，我们这次出访在中外间“增信释疑”是非常重要的，也对中国的立场态度进行了解释和强调。

第四，跨国公司的合作意向依然强烈，但他们普遍担忧日趋负面的政治关系和严格管控会对企业造成很大影响，比如我们刚才提及德国和法国政府要出台对中国的政策报告，他们对此很忧虑。

第五，我们听到了中国企业的反映和呼声。现在德国、法国、比利时等欧盟国家的各种展览会，比如汉诺威博览会都恢复了，但是中国没有摊位，原来的摊位都被越南、印度和韩国占据了。原来中国企业都是这些博览会的重要参与者，但现在这些企业都出不来，参展大幅减少，也没办法谈生意、做买卖、扩大投资和销售。很多代理看到亚洲其他企业的发展势头都感到了中国企业的巨大损失，非常着急。

第六，我们所到之处的驻外使领馆官员和高级外交官都在积极努力邀请各界人士进行交流互动、开展各种往来。使领馆评价到，在欧盟疫情后经济旅游强烈反弹的复苏期，中国重启人文交流的时机已经成熟，认为我们的出访选对了时机，做出了正确决定。虽然冒了一定的风险，也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我们觉得非常值得，到目前为止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

经济还是压舱石，欧盟可以成为中美间的斡旋人

观察者网：常说经贸问题是中欧关系“压舱石”。近年来中国新一轮的市场开放政策力度很大，那么您此次出访的工商界企业界对此反响如何呢？

王辉耀、苗绿：他们近期一直在学美国做中国战略报告，也是认为这些政策没有得到很切实的落地。比如这两年来奔驰和北汽在合资企业北京奔驰中提高持股比例的问题，法律上是允许外资股占大股的，但企业申请一直没有批下来。像沈阳市在宝马增持华晨宝马上就很及时，现在股比已经上升到75%了，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政策放宽。今年4月中欧领导人峰会的时候，两国的出发点不一样，中方是想谈合作促发展，但欧洲主要想关注俄乌危机，就导致在他们看来效果不甚理想。

观察者网：您提及在接触到的很多企业和专家等的态度和国内接收到的不太一样，不过在近期的第九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还是达成了共识和成果。那么通过这次欧洲之行，您如何看待未来的中欧关系走向？

王辉耀、苗绿：我们认为，中欧关系现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立陶宛危机和俄乌冲突之后，欧洲和美国北约靠得更紧，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安全方面更紧地绑在一起。地缘政治作为安全因素的重要性大大提高，欧洲对国家自身防务的担忧明显上升；但另一方面，欧洲和中国也有巨大的经济联系，中国是他们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所以，欧洲处在了一个矛盾的阶段，即在政治和安全上依赖美国，但经济上可能更多依赖中国，因此处于一个十字路口。

我们在访问期间出席了几个欧洲智库举办的研讨会，我们提出一个“G3”的概念。原来有人说中美是“两国集团（G2）”，其实中美欧应该形成一个“三国集团对话机制（G3）”。2021年美国的GDP总量超过23万亿美元，欧盟的GDP是17万亿美元，如果将英国和其他欧盟外的欧洲国家计入，欧盟的GDP可能达到20万亿美元，中国则达到了17.7亿美元，从经济角度讲，中美欧是三足鼎立的，所以我们提出中美欧“G3”这个概念。目前，这是世界上矛盾最多、分化最严重的大三角，如果这个大三角能建立一个高层对话协调机制，对于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和欧洲在很多领域存在共识，比如气候变化、多边主义、数字经济，实际上欧盟在这方面和美国是不太一样的。比如在近期参加的法国艾克斯年度论坛上，拉法兰前总理发言称欧洲应该保持其相对的特性和战略独立。其实他们原本就是独立的，现在由于乌克兰危机倒向了美国，但我们仍认为欧洲应该成为独立的一角——他们可能在军事上没那么强大，但在经济、软实力、文化影响上是十分具有优势的，很多国际组织都分布在欧洲。如果能建立一个中美欧“G3”的概念和机制，欧洲就可以扮演一个中美之间的中间人的角色，而不是完全倒向美国一边，从而保持相对独立。当我们提出G3这个概念时，他们很高兴被看作重要的力量一方。我们认为欧洲是值得我们争取的对象，这个超级联络人的身份是可以被塑造的，很多误会也是通过交流可以被化解的。

习主席一直在积极同欧洲对话，包括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视频会晤，同朔尔茨通电话等等，双方都希望加大经济合作。那么最近中国四家航空公司分别宣布与空中客车公司签订协议，购买欧洲空客292架A320NEO系列飞机，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案例，我们应该对此加大宣传力度，要在欧洲传播开来。对于俄乌危机，中国能不能更好地协调危机，比如在联合国召开七方会谈，联合国五常加上乌克兰和欧盟，起到劝谈促和的作用。欧洲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是保持一致的，他们认为中国为什么不能更多报道对乌克兰的人道主义援助？但是另一个观点是，欧洲在俄乌问题上与俄方脱钩已经受到了很大冲击，“东方不亮西方亮”，不能再与中国脱钩，否则会遭受更大的打击。

我们在最新出版的书《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中也谈到了中美欧大三角，这三大经济体稳定之后，会对世界和平和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我们觉得这次访问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也吸取了很多智库专家的意见建议。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如今中国在欧洲呈现出的形象较为负面，那么为了缓和这样的局面，或者说让这样的关系破冰和升温，中国应该做出哪些行动？

王辉耀、苗绿：中国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首先，中欧之间应尽快恢复双边投资协定的生效。11月份他们要重新评估是否再延长一年制裁的决定，我们应该促使双方届时能够共同取消制裁。这个协定非常重要，在欧盟大使看来，这是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其间很多的条件和优惠都是原来美国都未曾享有的，是对欧洲企业更加开放、更高水平的标准。中国其实也在做很多努力，比如全国人大通过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的《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这也为启动中欧双边投资协议做了努力，对方很多人还不知道。所以双方特别期待能够尽快恢复和启动双面投资协定，以此让更多的欧洲和中国企业加强双边投资，这是中欧企业最大的期盼。

第二，我们亟需增信释疑。比如说现在德国和法国政府都在做关于中国政府政策的报告，中间有很多误解，需要加强沟通，减少信任赤字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使他们的报告能够准确反映真实情况。现在对方对我们企业界的评价比较负面，包括欧盟中华商会——大多欧洲机构都参考欧盟中华商会的报告和在华欧盟企业的意见，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把“压舱石”的工作做得更好。

第三，要加大高层对话和人文交流。智库、学者、专家、留学生等交流要加速重建，旅游来往、姊妹城市交流等也应尽快恢复。如果隔离能缩短到三五天，我们估计有大量的中国公民可以出去旅游。中国人是民间交流的使者，疫情前是每年1，55亿人次的出境游，这是我们巨大的软实力。中国游客曾是重要的消费者，但现在在巴黎街头却变得的“稀罕”起来。我们要把这个优势释放出来。

第四，更加优化我国的防疫政策。我们可以使用更加现代的手段来实施更精准的防控，以此大幅缩短来华隔离时间，让人家都愿意前来。中国现在这么好，青山绿水，高铁动车，百闻不如一见是对中国最好的解释、是最好的民间外交。所以说，加速放宽旅游限制、减少隔离时间、增加航空班次，这可能是我们要尽快做的。

最后，我们要用好中国叙事来扩大朋友圈。现在美国对中国打压力度非常大，我们需要在中国周边、欧洲地区广交朋友。欧洲和我们没有什么地缘政治冲突，经济上中欧是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还有直达的中欧班列。我们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伟大的文明，有很多共同点来防治政治误判和关系下滑，我们特别期盼能找到一个平衡点，并让中欧关系逐步回升。

对话与沟通是国家间增信释疑的良方

观察者网：亚洲的智库对中国的观感和美国相比是否差别比较大？

王辉耀、苗绿：确实如此。亚洲智库普遍看好中国，不愿意选边站队，我们接触到的韩国和新加坡智库认为地缘关系紧张对他们是不利的，都想发挥一些调解人的作用，起码保持比较中立的姿态。因为他们在经济或地缘上与中国更为紧密，与中国有很多贸易往来合作，对中国的依赖性较大。韩国对华经济依赖比较大，中韩贸易总量比韩国与美国、日本、欧盟贸易总和还要多；但是今年的皮尤民调显示韩国对华负面看法达到了近80%，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拉拢韩国，比如邀请参加北约峰会、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同时在朝鲜问题上甩开中国单独谈判。我们过去六方会谈对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做出了贡献，那么未来可不可以举行板门店签约的四方会谈，这样可能会对半岛紧张关系有所缓和。韩日外长近日在东京会面，说明他们的关系有所缓和，但是韩国国内也有一种声音认为应该保持绝对中立，那么这是我们可以去争取的。韩国一家最大智库负责人和我们说，疫情前每年去中国好几次，沟通很畅通，现在快三年不能去了，隔阂在加大，但最近半年就应邀去了美国两次。

美国智库认为中美是战略竞争关系，其政策就是遏制、打压和制裁，不想让中国威胁其制度。而欧洲智库在意识形态和军事上依赖美国，但是经贸合作上依赖中国，所以也介于两国之间，但由于俄乌冲突问题，还有一直以来的人权分歧，欧洲对于中国目前是趋于负面的，虽然没有像美国把中国想象成“假想敌”，但可能达到了美国程度的一半。欧盟提出了“系统性对手”这个概念，是从现实角度中欧体系和制度的差异出发的，中欧之间几千年来就是不同的制度和体系，一直有竞争，可能不一定没有什么敌意，我们可以和平竞争，但是对于双边分歧还是我们需要做更多工作来推动友好关系。

观察者网：对于中外关系氛围出现的嫌隙，除了您前面提到的出入境疫情防控之外，还有哪些具体举措可以改善呢？

王辉耀、苗绿：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中美双方在取消关税问题上都有善意表现，第二是留学生问题。临行前CCG举办了一个二十国大使圆桌座谈，多位大使反映了留学生交流失衡的问题。中国学生可以大量到国外，而外国学生却很难进来，高峰时期全国有50万留学生，现在只有几万人了，下降数量很大。比如瑞士大使说现在在华的瑞士人口只有不到100人，学生更是基本没有，但是他已经签发了很多批中国学生签证。我们了解到中国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放宽学生签证了，建议中国的教育部也给各大高校下文件，让学校放开接收学生，统一规定条件。像现在情况下做的比较好的是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清华的苏世民学院等，而还有很多学校没有顾及到这方面，所以这是系统性工程。可以释放一个信号，这对于我们改善国际形象非常有利。

第三是双方媒体往来，现在驻派的人数都比以往少很多。如果实在开放不了，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可以实现一种“闭环”管理的方式，邀请更多欧美记者来华访问交流。第四个建议是，如果中国暂时无法解封，也可以建立第三方对话机制，去新加坡、韩国等国家会谈。像现在一些国际智库，比如今年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在新加坡举行香格里拉对话、去年彭博社在新加坡开创新经济论坛。第五是我们需要更直接的双边官员往来，启动互访，多国外长官员都可以到中国来，那么中国各层级官员也应该可以更多到国外进行访问。

观察者网：CCG和国外有影响力的人士是否有固定的交流机制？

王辉耀、苗绿：一年来CCG做了几十场对话，把美欧主要的意见领袖都邀请对话了一遍，比如约瑟夫·奈，他是近日召开了阿斯彭安全论坛的联席主席，还有格雷厄姆·艾利森，他的很多学生都在美国国防部、外交部、国务院等政府部门任职，此外我们对话的对象还有约翰·桑顿、托马斯·弗里德曼、帕斯卡.拉米、尼尔·弗格森等知名人士。

我们要主动参与和邀请国际意见领袖，保持经常性的沟通。我们有个在国际上交流的经验，比如说参加国际会议，有中国人在场和没有的中国人在场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有中国人在的场合，其他国家说话就会客观一些；如果没有中国人在，那情况可能就是比谁更“政治正确”。

前段时间我们接受了知名度很高的BBC HardTalk节目采访，虽然他们的态度非常负面，但是谈肯定比不谈好。对话的过程中我们会讲事实和道理，关键还要用对方能够理解的逻辑来讲。比如他们问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立场，我回应中国是一向尊重主权和领域完整的，这是他们很重视的概念，反过来我们又说那么中国台湾问题也关乎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什么你们就不尊重呢？同样的逻辑，举一反三对方就没话说了，所以我们尽量用国际上普适通用的概念来说。就像不久前，习主席给CCG发起的“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中的外国青年回信，希望他们多来中国看看，我们和他们讲要弘扬和平、民主、平等、发展等的人类价值观，那么在国际上大家都是听得懂有共鸣的。此外，我们还出版书籍、为纽约时报、彭博社和南华早报等知名媒体写专栏文章。当他们愿意同我们交流时，立场就会客观一些。解释和不解释、说明和不说明、交流和不交流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现在做得太少，这需要更多机构和个人参与进来。

还有一个例子是去年布林肯在阿拉斯加会谈上和中国针锋相对，声称要和中国对抗、竞争，但是我们这次出访接触下来，没有一家机构希望跟中国冷战和脱钩。习主席和拜登通话时美国也表示不想遏制和打压中国。我们的对话交流过程为他们的话语体系注入了新的说法和中国声音，这样一些有识之士也会为中国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