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总结回顾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谈到“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指出“在充分肯定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今后必须加大工作力度”。其中，针对全球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作出了重要战略部署。面对“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报告强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021年10月25日，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强调，我们应该坚决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需要改革和建设全球治理体系。

“全球治理”是德国前总理勃兰特1990年提出的概念，指国家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所形成的规则和方法。自2015年起，中国开始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习近平在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2016年9月27日，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要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突破人才瓶颈，做好人才储备，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参与全球治理要两条腿走路，既要关注有关人员国际胜任力的培养和提升，也要培养推送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

我国一贯重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工作，从1974年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第一次登上联合国讲坛开始，中国始终是联合国各项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然而，我国在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职员数量至今结构失衡，人数偏少，职位偏低。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中国在联合国的任职情况也有所反映。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所缴纳联合国会费占总额的12.005%，仅次于美国的22%；2022年我国会费增至总额的15.254%。会费的增加理应相应体现在联合国机构中中国籍职员的数量上。然而，实际情况是，2020年我国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人员反而比2019年减少0.06%，从565人降至545人，占联合国秘书处职员总数的1.48%。2020年联合国秘书处有20个国家的职员超过中国，包括13个发展中国家（见表）。

表：2020年联合国秘书处职员人数最多的20个国家

培养推送国际组织人才的必要性、紧迫性进一步凸显。此前，我在《国际胜任力人才培养任重道远》（刊于《神州学人》2021年第10期）一文中已探讨中国在国际组织的代表性不足等问题，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后，再谈一点个人思考。

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强调“突破人才瓶颈，做好人才储备”，国际组织人才工作亦如是。“瓶颈”之一，便是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推送工作遇到的困境。我国并不缺乏人才，但关键在于如何有针对性地培养并推送合适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自2015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在培养推送人才赴国际组织任职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在实现途径上还需进一步突破，应进一步探索从国家公务员队伍中培养推送优秀人员到国际组织任职。同时，解决培养推送工作中“卡脖子”困境，需要有关部门高度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尤其需要中层管理者结合具体工作开展深入细致的调研，更有针对性地培养和推送。这里回顾一则18年前的往事，希望能给施政者、决策执行者以启示。

1986年我任卫生部外事司（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际合作司）司长时初次接触国际组织工作，到各地选拔了20多位年轻业务骨干，并将名单递交给世界卫生组织（简称“世卫组织”），但录用情况不理想。1994年我应聘到世卫组织工作，才发现此前我们并不熟悉国际组织人力资源的运作。在世卫组织工作期间，我进行了半年的深入调研，给国内报送了一份关于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报告，但由于种种原因，报告未果。2004年初我回国探亲，在法兰克福转机时恰好遇到了前往世卫组织开会的一位卫生部新任司长。他谦逊随和地与我攀谈，并约我在北京见面，听取我关于与世卫组织合作的建议。那年春节后的2月1日，我与他如约相见。

当时我提了三点想法：第一，我国卫生部和世卫组织均是刚刚更换领导班子，建议签订一份新的合作协议，表达在“非典”后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意愿；第二，联合国通过决议，美国会费比额从25%降至22%，世卫组织也随之调整，新产生的3%差额要由各国分担。世卫组织中，发展中国家无力承受，荷兰政府表示愿意支付这笔差额，三年后再按比例由各国分担。建议我国卫生部和财政部进行协商，将会增加的款项改为自愿捐款，但需我们指定用途；第三，建议利用捐款推送人员到世卫组织任职。领导听后当场表示赞同，还让我提供资料，我便递交了10年前的调研报告和资料。经过短时间的密集准备，2004年5月18日，我国卫生部和世卫组织在日内瓦签署合作协议。作为世卫组织职员，我参与了相关筹备工作，并为李钟郁总干事助签。

2004年，作者（左一）在日内瓦为李钟郁总干事助签

中国过去每年自愿捐款仅17万美元，2004年提高至140万美元，2005年再次增加至172万美元，其中50万美元提供给世卫组织传统医学部门（该部门当时负责人是中国籍职员）。2005年，我国利用捐款推送10位卫生部门任职人员到世卫组织总部工作，其中一位省卫生厅干部任职一年后回国晋升为卫生厅厅长，一位留任为正式职员。这也开创了我国以捐款方式推送人员到国际组织任职的先例。从此事可知，培养推送国际组织人才，中层管理者的作用至关重要，中层管理者所处岗位具有承上启下、内外沟通的作用，他们最了解基层情况，也最领会高层战略决策。当时卫生部的那位司长在听取我的建议后及时向上级和有关部门进行汇报，抓准时机高效实施，最终使这项工作取得了突破。

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提出坚持“四个面向”建设人才强国，其中包括“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培养推送国际组织人才同样是国家重大需求，亟待各部门各方面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2007年我退休回国后，一直致力于推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等工作。2011年，我撰写了首部专著——《做国际公务员：求职、任职、升职的经验分享》，并在2012年2月29日卫生部第一场“每月一讲”活动中介绍国际公务员工作。自此，我先后为外交部、人社部、卫健委、工信部、农业农村部等国家部委的“国际组织任职及后备人员培训班”讲座多场次。

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强调要做好人才储备工作。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储备工作，要从大学生抓起。2017年，教育部提出鼓励支持大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同年5月，教育部、人社部联合举办首届大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全国高校巡讲活动，邀请国际劳工组织特别顾问、原劳动部国际司原司长张幼云和我作为主讲参加，在西安、广州、上海、北京为几十所高校师生介绍国际公务员工作。近年来，国家开始资助大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各高校也争相探索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多所高校成立国际组织学院，开设全球治理和国际组织相关课程、微专业、辅修课等。2020年，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开展“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创新实践项目”，2021年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国际胜任力培养专业委员会成立，我分别被聘为项目专家指导委员会专家和专委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2017年至今，我相继被20多所国内高校聘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顾问或实践导师，应邀作讲座数百场。

人才储备工作是一项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和很多曾在国际组织任职现已退休的同志都在为此出力奉献。老牛自知黄昏晚，不用扬鞭自奋蹄。我今年77岁，仍愿意继续为这项工作奉献个人绵薄之力。（作者系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专家指导委员会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