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是根据1944年7月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签订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于1945年12月27日在华盛顿成立的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IMF由190个成员国组成，致力于支持全球货币合作、维护金融稳定、促进国际贸易、实现充分就业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减少贫穷。
一、发展历程
（一）发展历史
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召开，44个盟国代表计划在全球合作基础上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在这次会议上，一个与美元挂钩的汇率体系被建立起来。1947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开始运作，组织的成员从40个开始，到2016年，随着瑙鲁的加入，增加到189个。
1956年10月苏伊士危机爆发，这场涉及埃及、法国、以色列和英国的苏伊士运河冲突，引发了国际政治危机，并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次危机中向四个相关国家提供了首次大规模贷款。
1982年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担起国际危机管理人的角色。
1986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了贷款机制，以低于市场的利率向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20个前共产主义国家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其成员的最大扩展。基金组织发挥核心作用，通过政策建议、技术援助和财政支持，帮助他们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
199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 WB）发起重债穷国倡议，以确保没有低收入国家承担其无法管理的债务负担。
199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借鉴亚洲危机的经验，制定了金融部门评估计划（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 FSAP），以衡量成员国金融系统的复原力。
2002年1月1日，欧元纸币和硬币开始流通，欧洲中央银行被授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察员地位。
2016年9月，人民币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一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篮子，成为官方外汇储备货币之一。
2022年4月16日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批准成立新的“韧性和可持续性信托”，以帮助低收入国家和脆弱的中等收入国家应对构成其宏观经济风险的长期结构性挑战，包括与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有关的挑战。
（二）区域办事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共有190个成员国和6个区域代表办事处，这6个区域代表办事处分别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泰国能力发展办公室、中美洲、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区域办事处、东加勒比货币联盟、巴黎和布鲁塞尔欧洲办事处、太平洋岛屿办事处。
1.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The Regional Offic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OAP）
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太地区的窗口，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为经济监督和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该办事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区域合作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同时为区域管理能力建设提供计划，积极促进IMF与亚太地区的相互了解和双向对话。
2. 泰国能力发展办公室（Capacity Development Office in Thailand, CDOT）
2012年9月泰国能力发展办公室在曼谷成立，前身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缅甸技术援助办事处（IMF Technical Assistance Office for Lao P.D.R. and Myanmar, TAOLAM）。
该发展办公室成立的核心受益国是缅甸、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柬埔寨和越南。同时，CDOT的部分能力发展项目也覆盖了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其他国家。
泰国和日本是泰国能力发展办公室的外部捐助者。泰国银行是CDOT办公室的东道主。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定活动的日本管理账户（The Japan Administered Account for Selected IMF Activities, JSA）负责公共财政管理、货币和外汇业务、政府财政统计、对外部门统计和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项目活动。
3. 中美洲、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区域办事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洲、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区域办事处主要负责中美洲地区（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拿马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各项活动。哥斯达黎加于1946年1月8日加入基金组织；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巴拿马于1946年3月14日加入基金组织；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危地马拉于1945年12月28日加入基金组织；洪都拉斯于1945年12月27日加入基金组织。
4. 东加勒比货币联盟
东加勒比货币联盟成员国主要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加、格林纳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以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安提瓜和巴布达于1982年2月25日加入基金组织。多米尼克于1978年12月12日加入基金组织。格林纳达于1975年8月27日加入基金组织。圣基茨和尼维斯于1984年8月15日加入基金组织。圣卢西亚于1979年11月15日加入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于2011年1月12日批准向圣卢西亚提供8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于1979年12月28日加入基金组织。自2009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安圭拉（Anguilla）和蒙特塞拉特（ Montserrat）纳入其区域政策的磋商讨论。
5. 巴黎和布鲁塞尔欧洲办事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后，在战后的各种倡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建立欧洲支付联盟（EPU）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1960年成为经合组织）。IMF驻欧洲办事处于1948年在巴黎成立，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办事处在对外关系中能与更多设在欧洲的机构、非政府组织进行更广泛的联络。
如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办事处包括巴黎办事处和2013年新成立的布鲁塞尔办事处。其主要任务包括：与欧洲政策制定者就欧元区和欧盟政策进行磋商；促进关于全球经济问题的对话；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欧洲的业务，包括政策咨询、贷款安排、技术援助和招聘工作；帮助协调整个地区的沟通和外联活动。
6. 太平洋岛屿办事处
太平洋岛屿办事处涵盖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太平洋的12个成员国：斐济、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瑙鲁、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和瓦努阿图。
（三）组织机构
1. 理事会（The Board of Governors）
理事会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由每个成员国的一名理事和一名副理事组成。行长由成员国任命，通常由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所有权力都归属于理事会。除某些保留的权力外，理事会可将所有权力下放给执行董事会。理事会通常每年举行一次会议。
2. 执行董事会（The Executive Board）
执行董事会负责处理基金组织的日常事务，它由24名董事组成，这些董事由成员国或国家集团选举产生，总裁则担任董事会主席。董事会通常每周召开数次会议，主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层和工作人员编写的文件来开展工作。
总裁是IMF的最高行政长官，其下设副总裁协助工作。总裁负责管理IMF的日常事务，由执行董事会推选，并兼任执行董事会主席，任期5年。总裁可以出席理事会和执行董事会，但平时没有投票权，只有在执行董事会表决双方票数相等时，才可以投决定性的一票。
3. 独立评估办公室（The Independent Evaluation Office）
独立评估办公室成立于2001年，其主要职责是对基金组织的政策和活动进行独立和客观的评估。独立评估办公室完全独立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层，并与执行董事会保持一定距离。
除上述的几个机构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设有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理事会（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mmittee）、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发展委员会（Joint IMF-World Bank Development Committee），它们每年召开2-4次会议，讨论国际货币体系与开发援助等重大问题，其通过的决议通常就是理事会的决议。
（四）资金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非优惠条件向其成员提供贷款的资金是由成员国提供的，主要是通过它们支付的配额，多边和双边借贷分别作为第二和第三大资金来源，为配额资金提供临时补充。这些资金为IMF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支持其成员国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约有为9730亿特别提款权，约7070亿特别提款权（约1万亿美元）的贷款能力。
1. 配额
配额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定期对配额进行一般性审查，以评估总配额是否充足以及在成员之间的分配状况。最近一次的配额增加到4770亿特别提款权（6510亿美元），这是在第14次审查中达成的（2010年12月结束，从2016年1月开始生效）。 货币基金组织的每个成员都被分配到一定的配额，大致基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
2. 多边借款
多边借款是补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源的第二大资金来源，以防止或应对国际货币体系资金不足带来的损害。通过多边借款，一些成员国和机构可以随时向IMF借出额外的资金。 2021年1月，在国家银行参与者的同意下，国家银行的改革生效，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国家银行的规模几乎翻了一番，达到3610亿特别提款权（5210亿美元）。
3. 双边借款
双边借款协议是继配额和国家银行之后的第三大资金来源。自全球融资危机爆发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签订了几轮双边借款协议（BBAs），以确保它能够满足其成员的融资需求。2021年1月，新一轮的2020年双边借款协议（“2020年双边借款协议”）开始生效，取代了在2020年底到期的上一轮双边借款协议。到目前为止，与40个债权人签订的，总金额为1350亿特别提款权的协议已经生效，与其他几个潜在债权人的协议也将很快生效。
二、宗旨原则及主要职能
（一）宗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是：（1）通过设置一个常设机构就国际货币问题进行磋商与协作，从而促进国际货币领域的合作。（2）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发展，从而有助于提高和保持高水平的就业和实际收入以及各成员国生产性资源的开发，并以此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3）促进汇率的稳定，保持成员国之间有秩序的汇兑安排，避免竞争性通货贬值。（4）协助在成员国之间建立经常性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取消阻碍国际贸易发展的外汇限制。（5）在具有充分保证的前提下，向成员国提供暂时性普通资金，以增强其信心，使其能有机会在无需采取有损本国和国际繁荣的措施的情况下，纠正国际收支失调。（6）根据上述宗旨，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时间，减轻失衡的程度。”
（二）主要职能
从上述宗旨中可以看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根本任务是向会员国提供短期信贷，消除竞争性货币贬值与消除阻碍国际贸易发展的外汇管制。在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货币合作、推动国际贸易发展、促进高水平就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以及减少世界上的贫困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其提供的各种类型的贷款，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成员国的国际收支危机。协定还规定了该组织的任务及其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其治理结构及其机构的作用，以及各种业务规则，包括与特别提款权有关的业务和交易规则。
（三）职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有三项职责：监督、贷款以及能力发展。
1. 监督职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核心职责之一，是监督国际货币体系并监测其190个成员国的经济和金融政策，这项活动被称为监督工作。基金组织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开展这一工作，其中一个方面是识别潜在的稳定性风险，提出适当的政策调整建议，以维持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和经济稳定。
基金组织谨慎开展监督工作，对识别稳定和增长风险、开展可能的补救性政策调整至关重要。此外，开展国际合作也十分重要，因为在当今相互关联的全球经济中，一国的政策问题会影响到其他许多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涵盖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因而能够推动国际合作。基金组织的监督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展双边监督，关注单个成员国情况；二是开展多边监督，对全球经济进行监测。
在监督工作中，基金组织通常会对成员国进行年度访问。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会在访问中与政府及央行官员会晤，讨论经济前景和宏观经济政策。这些讨论重点关注汇率、货币、财政和宏观金融政策，也会讨论具有宏观重要性的结构性改革。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还会尝试与其他利益相关方会晤，包括立法人士、金融和商界代表、工会以及民间团体。与各种群体开展广泛讨论，有助于对一国经济政策及前景开展更好评估。
完成评估之后，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会向基金组织执董会提交一份报告供其讨论。执董会对报告的有关意见会被随后转交给该国当局，这样也即完成了所谓的第四条磋商工作。对于大多数成员国，以下文件将公布：新闻发布稿（概述工作人员报告内容），执董会的观点，以及工作人员报告。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更好适应全球经济的变化，会定期审查自身的监督工作。如今，IMF正在进行全面监督审查（Comprehensive Surveillance Review，CSR），考虑如何使监督职能适应2021-2030年的全球经济形势。该全面监督审查确定了四个监督优先事项，以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更好地支持成员国：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预先阻止和减轻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可持续性；采用更加统一的政策建议方法。
2. 贷款职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职能主要包括为面临危机的国家提供财政支持，为成员国的国际收支提供财政支持等等。
第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面临危机的国家主动提供财政支持，其目的是给各国争取调整政策的时间，从而恢复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这些政策将根据国家的情况而有所不同，例如，面临主要出口产品价格突然下跌的国家可能需要财政援助并同时实施扩大出口产品品类范围的措施；遭受严重资本外流的国家可能需要解决利率过低、银行效率低下、债务存量过高等导致投资者丧失信心的问题，IMF将针对特定问题提供财政支持。
第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其成员国的要求，为国际收支需求提供财政支持。与开发银行不同，IMF不为具体项目提供贷款。在收到贷款的请求后，IMF工作小组会与该国政府进行讨论，评估经济和财政状况和该国整体融资需求的规模，并商定适当的政策。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政府和IMF必须在IMF向该国提供贷款之前就经济政策方案达成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一项安排所依据的具体政策方案是以“意向书”的形式提交给IMF的执行董事会，并在“谅解备忘录”中进一步详细说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工具正在不断完善，以满足各国不断变化的需求。在本次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危机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应对危机、帮助各国，特别是保护这些国家中的最脆弱的群体，为经济复苏创造条件。
3. 能力发展职能
能力发展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三大核心职能之一，该项支出约占其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各国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帮助其建立能够有效实施政策经济机构。这些能力发展工作有助于各国实现其增长和发展的目标，并有力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进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能力发展工作针对各成员国的具体需求提供帮助。近年来，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收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约一半的能力发展相关资源；对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国家的支持约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力发展职能的四分之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能力发展工作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公共财政。通过税收和海关政策、预算编制、公共财政管理和债务管理，帮助政府更好地调动收入并有效管理支出。这使政府能够保持财政的可持续性，改善学校、交通等基础设施，建立社会安全网，提高透明度，吸引更多的投资，制定抵御外来冲击的财政政策。
二是货币和金融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与中央银行合作，使其货币政策和汇率框架更加规范化。同时，它还与金融部门的监管者合作，加强金融系统和银行监督。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在提供金融技术和网络风险方面的能力发展帮助，这有助于改善宏观经济状况，促进国际贸易增长。
三是宏观经济框架和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建设政府在宏观经济分析、建模工具和政策制定与实施方面的能力。
四是法律框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使法律和治理框架符合国际标准，以支持财政和金融改革，打击腐败、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
五是统计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各国汇编、管理宏观经济和金融数据。这可以使人们更准确地了解自己的经济，帮助政府制定更合适的经济政策，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制度透明度，健全问责制。
三、全球行动
（一）新冠肺炎疫情专题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其最快速度和最大规模向成员国提供财政援助以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特别是在保护最弱势群体、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经济复苏方面提供更大力度的资金支持。2021年3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之前指出：“随着数百万人从疫苗中受益，全球经济的基础更加稳固。但是，疫苗还没有普及到每个人和每个地方，还有太多国家未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脚步，经济不平衡日益严重。因此，我们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行动，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的机会——为结束世界各地的疫情注入一剂强心针，为弱势人群和弱势国家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在这个艰难时期，IMF通过为最贫穷的国家提供政策建议、财政支持、能力发展和债务减免，继续支持它们走上经济复苏之路。
从2020年3月下旬开始， IMF执行董事会开始通过批准各种贷款融资工具向受到疫情影响的成员国提供财政援助，其中，IMF发起包括紧急融资、债务减免赠款、呼吁减免双边债务、呼吁新增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增强流动性、调整现有贷款安排、政策建议和能力建设在内八个方面的全球行动。截至2022年3月9日，IMF已向全球90个国家提供总额为1226.425亿特别提款权（1705.7029亿美元）的经济支援。除直接资金支持，IMF还向160多个国家提供实时政策建议和能力建设，以解决现金管理、金融监管、网络安全和经济治理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派出技术专家与各国合作修订和更新其债务管理战略；为政府官员和公众提供在线课程和有针对性的点播学习视频。
（二）财政政策专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全球财政政策制定和管理专业知识的主要来源，负责监测和分析全球财政趋势，并直接就财政问题向成员国提供建议。财政政策专题模块主要介绍当前的主要财政政策问题，并提供各类财政政策研究、出版物、数据库和相关评论资料。
在全球主要财政政策问题方面，本专题主要涉及能源补贴、财政透明度、资源产业的财政分析、收入调动基金、自然资源财富管理资金、公共投资管理、收入管理财政信息工具等方面。此外，本专题还包括多种数据库，如：应对COVID-19的国家政策措施、财政监测、全球债务、财政分权、国际税收征管等，为各国政府财政政策制定部门、相关研究机构以及专家学者提供广泛数据支持。
为加强其成员国之间的财政监督、政策制定和问责制度，IMF通过财政透明度守则（Fiscal Transparency Code, the Code）和财政透明度评估（Fiscal Transparency Evaluations，FTEs）两项工具确保成员国的政府在做出经济决策时准确了解其财务状况，增强财政计划的可信度，巩固市场信心。其中，IMF通过制定《财政透明度守则》提供了一套公开公共财政信息的国际标准，该文件主要围绕财务报告、财政预测和预算编制、财政风险分析和管理、资源收益管理四项原则展开，区分了基本、良好和高级的实践分类，为各国提供全面遵守该标准的明确典范。
在财政监控方面，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面临更大的财政挑战，对IMF财政发展变化状况的监督工作越来越重要。为调查和分析公共财政发展的最新动态，更新危机的财政影响和中期财政预测，并评估使公共财政处于可持续发展基础的政策，IMF于2009年发布《财政监测报告》（The Fiscal Monitor）。该报告由IMF的财政事务部（Fiscal Affairs Department ）每半年编制一次，个别国家的财政预测由该组织的资深经济学家编制，其预测所依据的数据库与《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GFSR）所用数据库相同。
（三）金融科技专题
金融科技为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多机会，尤其是在普惠金融方面，但政策制定者也需应对相应的风险。IMF的金融科技专题针对该领域涉及移动货币、加密货币、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等方面进行研究，并发布官方出版物，其中，作为IMF旗舰出版物之一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为全球金融科技领域提供权威性、趋势性信息。
2022年4月，IMF发布最新一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本期主题为“乌克兰战争冲击来袭，考验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第一章主要讨论了乌克兰战争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受乌克兰战争影响，全球融资环境有所收紧，大宗商品价格使央行面临着艰难的权衡取舍，许多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的处境尤其艰难，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持续承压，且新冠疫情再度出现。在此背景下，金融脆弱性保持高位，央行应果断行动，防止高通胀长期持续，同时避免阻碍复苏。战争将全球经济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暴露了出来，包括能源安全和气候转型之间的权衡取舍——而这正是政策制定者需要面对的问题。第二章讨论了新兴经济体的“主权——银行联系”。新冠疫情期间，新兴经济体银行持有的国内主权债务激增，公共债务已处于历史高位，主权信用前景也有所恶化。在此情况下，可能出现负反馈循环并危及宏观金融稳定。第三章探讨了金融科技企业在中高风险业务部门迅速崛起给金融稳定带来的挑战。该章认为，金融科技可以提高效率、促进竞争，使更多人享受到金融服务，然而金融科技在若干高风险业务领域的迅速发展，加之对其的监管不足，以及其与传统金融体系的紧密联系，这都会对金融稳定造成影响。因此，各国需要采取同时针对金融科技企业和现有银行的适度政策。
（四）收入不平等专题
不平等是全球经济政策辩论的核心，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是社会契约的基本要素。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政府税收和支出政策）对收入分配产生重大影响，不平等可能产生不利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有可能破坏宏观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因此，收入不平等问题成为IMF贷款支持、宏观经济监测、技术援助三项核心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分配问题一直是基金组织与成员国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IMF关于收入不平等的工作很大程度受其自身支持的项目经验影响。在实践中，这一经验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将社会安全网络纳入调整计划，并保障存在不平等现象的社会和国家获得卫生和教育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例如1999年引入的减贫和增长基金的其他倡议，将增长和减贫目标置于低收入国家方案制定的核心地位，与之相似的还有重债穷国减债倡议。与未采取以上类似计划的国家相比，IMF的支持有效提高了社会支出。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IMF进一步深化了其在不平等问题上的工作。这项工作包括加大跨国分析研究和从国家层面对财政整顿和不平等的评估，为有效实现公平目标的各种财政政策工具、加强性别平等方面带来宏观经济收益。若政府税收和支出政策得到有效制定，将帮助该地区经济实现更强劲的增长和更平等结果和机会。例如，增加获得基本医疗和教育服务的机会，减少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障碍，这些都有助于促进增长并实现公平目标。
在收入分配问题的分析上，IMF将继续加强对不同方面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其对收入分配影响机制的分析。此外，在国家层面上，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也将得到深化，IMF将继续结合国家层面和跨国分析之间的协同作用，充分利用专业人员在相关领域的工作。在开展分析工作的同时，IMF还承诺帮助实现2030年发展议程。作为《发展筹资政策文件》（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Policy Paper）中的一部分，IMF承诺深化对包容性增长相关问题（如收入和性别不平等以及金融包容性）的分析，并提高其分析对业务工作的影响。2015年，为了向各国提供支持，IMF成立咨询小组，开发解决分配问题的工具，帮助发展相关的内部专业知识，并加强与外部机构的合作。与此同时，IMF采用试点的方法实施收入不平等的相关工作，目的是提供关于如何有效将分配问题纳入监督方案的工作经验。
1. 中国转向消费主导型增长有助于实现绿色目标
2022年1月2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网发布“中国转向消费主导型增长有助于实现绿色目标”的新闻。新闻中提到“虽然中国的经济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强劲反弹，但后续其增长势头有所放缓，同时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这些都将不利于中国向平衡、包容、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过渡。”
2. 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吴鹏视频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主任塞拉西
2021年5月11日，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吴鹏视频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主任塞拉西。吴鹏介绍了疫情下中非团结抗疫、共建“一带一路”等成果以及召开中非合作论坛新一届会议的有关设想，表示中非投融资合作务实高效，始终立足非洲发展需要。中方愿同IMF等各方加强合作，共同助力非洲疫后经济复苏和自主发展。
四、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一）外交关系
中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始国之一，于1980年恢复合法席位。1972 年重返联合国，为中国重返 IMF 创造了先决条件；1978 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重返IMF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979 年，中美建交，为中国重返IMF扫清了障碍。1980 年 3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派团来华与中方谈判。1980 年4 月 1 日，中国第一次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黄华外长就中国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活动事给该组织总裁的信中这样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特别提款权部分中代表中国。中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始会员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当时中国政府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批准书有效。”
黄华外长于同年4月30日收到总裁雅克·德·拉罗齐埃尔先生的复电，于是又于5月27日的回信中这样写到：“我高兴地收到你4 月23日的来信，确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4月17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柴泽民关于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就中国代表团权问题所作决议的通知。我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之间能在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1980年4月17日和5月15日，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会先后通过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的决议，恢复了中国在IMF合法席位。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所占份额为10.92%。目前，中国已经成为IMF第三大份额国（6.40%），仅次于美国（17.43%）和日本（6.47%）。长期以来，中国同IMF保持良好合作。IMF通过年度磋商、高层访问、技术援助和培训等多种形式，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和结构性改革提出大量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并培养专业人才。中国也通过IMF对外宣传宏观经济政策和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看法和改革建议，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和金融规则制定以及IMF对有关成员国的贷款和援助。2018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与IMF合作成立中国-IMF联合能力建设中心（China-IMF Capacity Development Center，CICDC），为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能力培训。自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来，一直积极参与IMF的各项事务，为构建国际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二）IMF与中国相关的工作文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发布的工作文件中有大量与中国相关的文件，本部分将介绍几份近几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相关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第四条磋商——新闻发布稿；工作人员报告；工作人员声明以及中国执行董事陈述
该文件于2022年1月28日发布，国别报告编号为2022/021。这份文件对中国第四条磋商的情况做出总结：中国的经济复苏进展顺利，但并不平衡，增长势头也有所放缓，这是财政支持撤出的表现。尽管中国的疫苗接种取得了成功，但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中，中国的消费出现滞后，房地产投资在降低行业杠杆后持续放缓。技术部门加强竞争、消费者隐私和数据治理等监管措施增加了政策的不确定性。随着脱钩压力的增加，中国生产力的增长速度正在下降。关键性结构改革和再平衡停滞，推迟了中国向“高质量”——平衡、包容和绿色的增长的过渡。
2. 中国数字经济：机遇与风险
该文件于2019年1月17日发布，为第19/16号工作文件。本文件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做出总结：中国的数字经济在最近几年迅速发展。虽然经济的平均数字化程度仍然低于发达经济体，但某些地区和部门的数字化程度已经很高，尤其是电子商务和金融技术领域，以及沿海地区。这种转变促进了生产力的增长，对各部门的就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展望未来，数字化将继续通过效率提升重塑中国经济，随着中国数字经济体系经济逐渐成熟，潜在增长的下降趋势会有所缓和，但不会逆转。政府应发挥重要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化的好处，同时尽量减少如潜在劳动力中断、隐私侵犯、新兴寡头垄断和金融风险等的相关风险。
3. 中国的高储蓄：驱动因素、前景和政策
这份文件于2018年12月11日发布，为第18/277号工作文件。该文件对中国高储蓄率情况做出总结：中国是世界上国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的高国民储备率是其内外部失衡的核心所在。高储蓄在国内为高额投资提供资金，在国外则容易导致巨大的外部失衡。目前的高额储蓄主要来自私人部门，这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所引起的人口变化，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社会安全网和工作保障的转变，此外，住房改革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也刺激了储蓄的增加。展望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将给储蓄带来下行压力，政府部门还需在加强社会安全网和减少收入不平等方面做出政策努力，以进一步减少储蓄和促进消费。
（三）相关新闻
中国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交往密切。本部分将为大家列举几条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交往的新闻，想获得更多新闻信息，可以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网进行浏览。
IMF执董会结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2021年第四条磋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强调，中国从新冠疫情冲击中的复苏进展顺利，这得益于当局迅速采取的有力政策措施，包括实现了高疫苗接种率。但是，中国经济复苏有所放缓且面临风险，执董会呼吁当局继续采取适当政策支持经济并推动其平衡，以实现向均衡、包容和绿色的高质量增长转型。执董会认为，为保持未来的经济增长，必须再次加快关键实体部门改革，以提高生产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强调，中国应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加强公司治理，确保私企与国企之间的市场中性。大多数执董还建议，在推动上述改革的同时，还应取消对国企的隐性担保。同时，执董们认同中国当局关于加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隐私、完善数据治理重要性的看法。在此背景下，执董们建议以透明、可预见的方式实施监管措施（包括针对技术行业的措施）减少政策不确定性。执董们强调，中国在应对全球挑战的多边努力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包括及时全面落实G20的“债务处置共同框架”，以实现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可持续；应对气候变化，帮助世界实现绿色复苏；为构建更加开放稳定、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作出贡献。
（四）共同行动
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交往十分密切。同时，中国积极履行作为IMF成员国的义务，承担起大国应付的责任，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行动，创建更加和谐的世界。
1. 中国支持IMF继续推动份额和治理改革
在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发言中表示，“中国支持建设一个强健、基于份额、资源充足的IMF，维护其在全球金融安全网中的核心作用。份额不仅支持IMF的借贷能力，也影响IMF的代表性、治理与合法性。IMF份额改革应客观反映成员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同时增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与代表性。”
2.疫苗援助
2021年11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第五次“1+6”圆桌对话会上提到：“此次‘1+6’圆桌对话会是在新冠疫情肆虐已近一年、全球经济不均衡复苏的背景下召开的。中国经济正持续复苏，但其他经济体还在应对疫情的再次暴发，复苏势头可能正在放缓。近期关于疫苗的新闻让我们看到了永久结束此次危机的希望，但依然存在诸多挑战。”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在疫苗援助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中方已向巴基斯坦等53个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已经并正在向22个国家出口疫苗。同时，中国支持国内企业同国外合作伙伴开展疫苗联合研发和合作生产，支持有关企业向急需获取疫苗、认可中国疫苗、已授权在本国紧急使用中国疫苗的国家出口疫苗。对于其他国家疫苗企业在华加工产品、供世界各国使用，中国也予以支持和协助。
3. 经济复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结束了对中国的第四条款磋商后发表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提出：中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为经济复苏提供了支撑；中国推出了金融纾困和财政支持措施，在保护受影响最严重的企业的同时维护了金融稳定；在结构性改革方面，中国持续取得进展，其中，结构性改革将是提升潜在增长、减少外部失衡、建立更具韧性、更为绿色和更加包容经济的关键。金融业继续开放，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也已取消。劳动力市场改革，如户籍制度改革提高了劳动力流动性。专利法的修订加强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促进了创新。
IMF中国部负责人兼亚太部助理主任海格·伯杰尔表示：“中国可以帮助其他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克服危机所带来的挑战。希望中国能在多边合作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这将是非常有益的。”
4. 气候保护
2021年4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格在中国人民银行与IMF共同举办的绿色金融和气候政策高级线上研讨会上表示，“中国持续推动经济向消费驱动转型，并支持服务业和高科技部门扩张，这将降低经济增长的能源需求和碳密度，从而降低实现气候目标的难度。”
此外，她还指出，“碳定价是目前最有效、性价比最高的减排方法。中国通过征收煤炭税、为能源部门引入全国碳排放交易制度等做法以减少碳排放。同时，在促进绿色金融发展需要国际社会加大对较贫困国家的支持力度方面，中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参与了G20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而且为IMF控灾减灾信托提供支持。”
五、出版物
（一）世界经济展望
世界经济展望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所进行的调查，通常每年发布两次。它介绍了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经济学家对近期和中期全球经济发展的分析。各章对世界经济进行了概述和较为详细的分析，同时考虑影响工业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向市场转型的经济体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当前紧迫问题的措施。
以下是世界经济展望近期全球经济发展的调查分析报告。
1. 乌克兰战争减缓了经济复苏
乌克兰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将导致2022年全球增长显著放缓并加剧通胀。燃料和食品价格迅速上涨，对低收入国家的弱势群体造成的打击最为严重。
全球增长预计将从2021年的6.1%放缓至2022年和2023年的3.6%。到2023年之后，全球增长预计将在中期内下降至3.3%左右。战争引发的不断加大的价格压力导致2022年发达经济体的通胀预测为5.7%，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预测为8.7%，比去年1月的预测高出1.8个和2.8个百分点。所以，应对人道主义危机、防止进一步的经济分裂、维持全球流动性、管理债务困境、应对气候变化和结束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多边努力至关重要。
2. 新冠肺炎病例增加、经济复苏中断和通货膨胀率上升
进入2022年，全球经济的处境比此前预期的要差。随着新的 Omicron COVID-19 变体的传播，各国重新实施了流动限制。同时，能源价格上涨和供应中断导致通胀比预期更高、范围更广。
全球增长预计将从2021年的5.9% 放缓至2022年的4.4%，而2023 年全球增长预计将放缓至3.8%。预计持续通胀的时间将超过预期，供应链持续中断，能源价格将在2022年持续高企。假设通胀预期保持稳定，随着2022年供需失衡和货币政策的消退，通胀应该会逐渐下降。
面对新冠肺炎大流行，有效的全球卫生战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对疫苗的测试对进一步降低COVID-19变体的风险至关重要。这需要更多的供应品的生产，更好的国内交付系统以及更公平的国际分销。许多国家也需要继续收紧其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胀压力，而其财政政策需要优先考虑卫生和社会支出，同时将支持重点放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合作至关重要。
3. 政策支持与疫苗预计将提振经济活动
近期多支新冠疫苗获准上市，让人们对今年晚些时候疫情出现改善抱有更大希望。但新一轮疫情来袭，加之变异病毒的出现，都给经济前景蒙上阴影。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下，我们预计全球经济在2021年和2022年将分别增长5.5%和4.2%。与上一次预测相比，我们将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值上调了0.3个百分点，这反映了人们对疫苗有望推动经济走强的预期以及几个主要经济体追加政策支持的影响。
今年全球经济预计将实现复苏，但在这之前的2020年，全球经济大幅下滑，对女性、年轻人、贫困群体、非正式就业者以及人员密切接触行业的工作人员造成了严重不利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估计萎缩3.5%，萎缩幅度较上一次预测收窄了0.9个百分点（这反映了2020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强于预期）。
在复苏企稳前，各国应确保为经济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重点关注提高潜在产出、确保实现各方广泛参与的普惠经济增长、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等方面。正如2020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指出，如果各国能推出碳价——初始时价格适中，但随后稳步提升——同时加大绿色投资，则既能实现必要的碳排放削减，又能推动经济从疫情衰退中复苏。
为使全球各地的疫情都得到控制，各国也必须开展强有力的多边合作。这包括加大对“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的资金支持、让所有国家都能更快获得疫苗，确保疫苗能分配到全球各个角落，以及让所有人都能以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治疗方法。许多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疫情危机前就已负债累累，其债务水平在疫情期间还将进一步上升。国际社会需要继续开展密切合作，确保这些国家能获得充足的国际流动性。当主权债务不可持续时，符合条件的国家应与债权人一道，在二十国集团（G20）“债务处置共同框架”下开展债务重组。
4. 前所未有的危机，不确定的复苏
2020 年全球增长率预计为–4.9%，比 2020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低1.9个百分点。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对2020 年上半年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比预期的更为严重，预计复苏将比之前预测的更为缓慢。2021年全球增长率预计为5.4%。总体而言，这将使2021年GDP 比2020年1月COVID-19疫情之前的预测低6.5个百分点。低收入家庭受到的负面影响尤其严重，损害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减少极度贫困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
所有国家（包括病毒感染似乎已经过峰值的国家）应确保医疗卫生体系具备充足的资源。国际社会必须显著增强对国家举措的支持，包括向医疗卫生能力有限的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并且随着疫苗试验取得进展，将资金引导投入疫苗生产，从而使所有国家迅速获得数量充足、费用可负担的疫苗。需要实施封锁的国家应继续实施相关经济政策，包括通过大规模、有针对性的措施缓冲家庭收入损失，并向因强制限制经济活动而遭受不利影响的企业提供支持。在经济正在重新开放的国家，随着复苏进程启动，定向支持应逐步取消，并且应通过政策提供刺激，以提升需求，促进和鼓励资源重新分配，从疫情之后规模可能持续缩小的部门转移到其他部门。
强有力的多边合作在多个领域依然至关重要。面对卫生危机和外部融资短缺的国家迫切需要得到流动性支持，包括债务减免以及全球金融安全网的融资。除应对疫情外，政策制定者还必须通过合作化解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矛盾，这种矛盾会危及从 COVID-19 危机中的最终复苏。此外，在疫情期间温室气体排放量空前减少的基础上，政策制定者应落实其气候变化缓解承诺，并共同努力加大设计公平的碳税或类似方案力度。全球社会必须现在行动起来，通过加强全球基本用品和防护设施储备，为研究提供资金，为公共卫生体系提供支持，并建立有效机制，向最亟需群体提供救济，以此避免这一灾难重现。
（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对全球金融体系和市场进行了评估，并在全球范围内解决了新兴市场的融资问题。它侧重于当前的市场状况，主要关注可能对新兴市场借款人的金融稳定和持续市场准入构成风险的系统性问题。该报告列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中强调的经济失衡的金融后果，同时，包含有关与国际金融稳定相关的结构性或系统性问题的分析章节或文章。该部分接下来将概述部分《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近期出版内容。
1. 2021年4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非常规政策措施有助于遏制金融稳定风险和经济的稳定发展。该报告一共分为3章。第1章指出了采取政策行动来避免金融市场脆弱性的迫切性。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一些国家政府采取的经济复苏行动导致出现了估值过高和金融脆弱性上升等问题。另外，对遭受重创的借款人信用质量和盈利能力的担忧可能会影响银行的风险偏好。第2章研究了COVID-19危机之前和期间非金融私营部门的杠杆作用，指出政策制定者在通过宽松金融条件和遏制未来经济下行风险来促进短期增长之间进行权衡。这种权衡可能会受到现有的高杠杆率的影响，从而增加未来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这表明宏观政策的部署以及时机应因国家而异，具体取决于经济的复苏速度、脆弱性以及可用的政策工具。第3章则转向COVID-19危机对商业房地产行业的影响。虽然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开始时价格出现大幅偏差，但一些经济体现在已经出现了资产高估的迹象，这会增加未来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
2. 2022年4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乌克兰战争通过各种渠道考验全球金融体系的弹性，导致金融稳定风险上升。报告一共有3章。第1章着眼于乌克兰战争对金融体系的影响。战争引起的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对许多新兴金融市场造成了影响。在中国，由于房地产行业的持续压力和奥密克戎疫情的爆发，金融脆弱性仍然很高。对此，中央银行应果断采取行动，在不危及经济复苏的情况下，抑制通胀。政策制定者也将需要面对战争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包括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之间的权衡。
第2章讨论了新兴市场的主权银行关系。在大流行期间，新兴市场银行持有的国内主权债券激增。由于公共债务处于历史高位且主权信用前景恶化，存在可能威胁宏观金融稳定的风险。第3章探讨了金融科技中高风险业务部门的迅速崛起对金融稳定带来的挑战，并提出了针对金融科技公司和现有银行的政策建议。
（三）财政监测报告报告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财政支出的增加，作为基金组织监督职责关键部分的财政发展多边监督变得更加重要。为此，财政监测系统于2009年启动，以调查和分析危机所造成的财政影响，从而进行相应的财政预测，并评估使公共财政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的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每年编制两次《财政监测报告》。该部分接下来将概述部分《财政监测报告》近期出版内容。
1. 2021年4月版的财政监测报告
报告一共分为两章。第一章概述了各国为应对COVID-19采取的财政行动，并讨论了政府应如何调整政策以应对疫情，并为更绿色、更公平和更持久的经济复苏奠定基础。在全球疫情得到控制之前，财政政策必须保持灵活，同时将债务长期保持在可控水平。为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制定可信的中期财政框架。通过完善财政规则或税收改革来实现这一目标。财政政策还应在后疫情时代中实现绿色、数字和包容性的经济转型。
第二章主要讨论了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财政政策，尤其是在获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为了解决不平等的问题，政府需要制定包括预分配和再分配在内的综合性财政政策。例如，政府可以加大在教育、医疗保健和儿童早期发展的财政支出。这一政策能够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的机会并使他们加强对政府的信任。这也有利于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社会对政府信任的增强和社会凝聚力的建立。
2. 2022年4月版的财政监测报告
虽然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不确定性正在减弱，但是乌克兰战争使得不确定性持续存在，并对世界各国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
本报告分为两章。第一章讨论了在乌克兰战争、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债务脆弱性增加导致不确定性急剧上升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如何运作。为此，财政政策需要足够灵活，能够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第二章阐述了各国现在正面临着确保税收、解决不平等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共同挑战，并提出各国应该通过国际协调减少跨国公司的利润转移和国家之间的税收竞争，解决逃税问题，以及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六、重大事件
（一）气候融资与金融稳定：一些有待进一步推进的领域
2022年6月1日，IMF金融顾问兼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托比亚斯•阿德里安(Tobias Adrian)在气候融资对话致开幕词，主题为《气候融资与金融稳定：一些有待进一步推进的领域》。他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确保地球健康的关键，在经济上也很有意义。研究表明，气候融资的社会收益远远超过其成本。现在，越来越多的文献提供了有关“碳的社会成本”的定量估计，衡量了碳排放增加引起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危害。目前已有证据表明，减少排放和转向可再生能源将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总体上使社会获得净收益。
然而，能源转型的潜在风险可能会放大金融体系的风险。如果对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之间权衡取舍的看法出现快速转变，并且净零转型变得昂贵、复杂和无序，那么能源转型的风险就会出现。俄罗斯是全球重要的石油、天然气、金属出口国，俄乌同为全球重要粮食出口国。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美各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包括金融制裁和能源制裁等。除了石油和天然气外，俄罗斯在其他全球大宗商品生产中也占有很大份额。市场对供应风险的紧张情绪导致大宗商品的价格猛涨，其中包括铝、铜和镍等用于生产可再生能源的原材料。乌克兰战争对能源的影响也可能改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步伐。迟滞或无序的气候转型可能会放大金融体系的风险。因此，IMF的一项优先工作是更加全面地了解气候变化对全球金融体系和金融稳定的影响。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报告称，如果要将全球升温限制在2℃或1.5℃，那么2020年至2030年的平均年度投资需达到目前水平的三至六倍，所有部门和地区的减缓气候变化行动投资总额（公共、私人、国内和国际）都需要增加。鉴于全球金融体系的规模，目前有足够的全球资本和流动性来弥补全球投资空缺，当前主要挑战是阻碍资本转向气候行动的一系列因素。
阿德里安列举了需要各国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给予更多关注的有关气候融资与金融稳定的七大领域：第一，政策制定者需要气候相关宏观金融政策方面的建议；第二，迫切需要实施结构性改革，以尽量减少气候变化对金融体系的影响；第三，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必须系统地将气候风险评估纳入金融稳定框架；第四个领域涉及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监管；第五个领域涉及中央银行的职能及其资产负债表；第六个领域涉及强化气候信息架构；第七个是需要采取行动的领域如何调动公共和私人资金，同时维持与国家其他经济需求之间的平衡。
他指出未来几年的两大优先事项：首先，在新兴市场建立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有针对性的、协调一致的气候信息机制，这应该是新兴经济体发展可持续金融市场的先决条件。其次，新兴经济体取消数据限制是发展可持续金融市场的政策重点。所有的倡议都蓄势待发，而且一些国家恰逢实施倡议的良好时机。现在行动起来，能更好地确保在未来几年为新兴市场的可持续金融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二）央行数字货币及中国的案例
数字货币和数字技术能够带来金融体系的重大变革，并使公众深受其益。其中的一些好处包括促进普惠金融，给经济带来新的附加值，降低包括跨境交易在内的各种交易成本等。中国在电子人民币方面的经验和试点项目，可以为数字金融环境快速变化的其他国家提供有益的经验。
2022年7月8日，IMF亚太部主任克里希纳•斯里尼瓦桑（Krishna Srinivasan）在数字货币和数字技术同行学习系列活动之“央行数字货币及中国的案例”开幕致词。在该致辞中，克里希纳表明IMF已经制定了一项富有雄心的议程，旨在了解金融科技和数字资产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此外，克里希纳介绍了IMF亚太部的发展目标，并公布了针对36个亚洲经济体在央行数字货币方面调查的四项主要发现，以及对私人数字资产研究的发现。
与其他创新一样，这一领域面临的挑战是寻找一种恰当的平衡：既要促进创新，又要维护稳定并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本活动详细讨论了央行数字货币，同时也强调在加密资产方面的重要发现。例如，近期某大型算法稳定币与支持资产脱钩，引发了加密资产市场的崩溃；而某些从事数字资产银行业务及交易的、杠杆过高的金融机构倒闭，更使加密资产市场的形势雪上加霜——这些事件突显了监管不力导致的风险。随着数字资产规模的增长，若缺乏适当的监管，该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将增加。
在亚太地区，很多人将数字金融视为一个机遇，认为其能为经济增长与创新带来新的动力。随着私人和公共部门数字资产的兴起，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正处于这一领域的最前沿。亚太地区的新型加密资产及相关产品服务快速发展，许多国家的加密资产交易量都达到了世界前列。政策制定者正积极监测数字金融行业的风险，其中，许多业务仍游离于监管之外，但预计它们将会产生广泛的影响。此次活动重点介绍中国在央行数字货币和数字人民币方面的经验，给亚太地区各国为发展数字金融提供监管指引的经验。
关于该议程，IMF亚太部的目标是：密切跟踪快速发展的领域，为成员国提供建议，并与成员国和主要利益相关方开展更密切的合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亚太地区将与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合作，努力为小型国家、低收入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及时的政策建议和能力建设援助。
在央行数字货币方面，今年对36个亚洲经济体进行了一项调查，以了解各国在央行数字货币研究中采取了哪些措施，以及加密资产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其中主要有四项发现：
1. 亚太地区正处于央行数字货币探索的最前沿，各方对其兴趣持续上升。虽然尚未有亚洲国家正式启动央行数字货币，但中国和印度——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是近期这一领域的领跑者。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新加坡等其他经济体在央行数字货币领域的进展也相对领先，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2. 各方对央行数字货币感兴趣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原因：高收入国家希望提高支付体系的效率和安全性，新兴市场经济体则希望促进普惠金融和金融稳定。还有部分国家只是单纯不想落后于本地区的其他国家或私人部门。
3. 各国关于采用或探索央行数字货币的决定，与其经济中加密资产使用的迅速增加和监管领域的尝试密切相关。例如，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个人在侨汇和投资中更多使用了加密货币，这使政策制定者开始研究技术创新带来的切实好处，包括降低成本和改进支付体系。
4. 虽然各方对央行数字货币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但实际上，很少有国家有望在短期或中期内发行央行数字货币。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表现出了兴趣，从初步的研发工作到推出试点项目进度不一。
此次活动就私人数字资产也开展了几项研究，包括对各国采用加密资产的驱动因素和政策措施的影响开展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
1. 在数字技术渗透率较高、侨汇规模较大、宏观经济基本面较薄弱（如存在高通胀）的国家，加密资产的接受度较高。非正式经济规模、腐败情况、资本管控程度也与较高的加密资产接受度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这凸显了妥善监测加密资产业务和完善相关法规的重要性。
2. 加密资产市场推动了美元化，美元稳定币在加密资产市场中对当地货币起到了挤出效应。在通胀较高、汇率不稳的国家，上述影响更为明显。研究显示，受到监管且由本币支持的私人部门稳定币是零售央行数字货币的一种替代品。
3. 加密资产禁令会在短期内减少加密资产业务。但由于此类禁令在执行中存在难度，即使相关法规十分严格，其影响也会逐步减弱。同样有趣的是，当局宣布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计划，同样会抑制加密资产业务。
展望未来，IMF正从事若干分析工作，主要进展如下：
1. 针对太平洋岛国开展相关分析工作，研究数字货币（包括央行数字货币）的前景，同时建立框架帮助这些国家评估采用数字货币的成本收益以及潜在政策影响。
2. 计划开展一系列技术性更强的央行数字货币研究，为能力建设工作提供支持。这包括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央行数字货币基础设施和可选设计方案。同时这也包括了一个框架，用于决定是否以及如何采用央行数字货币，以及其对货币政策和跨境传导的影响。
鉴于上述问题对IMF以及各成员国都很重要，目前将与当局定期讨论数字化问题。尤其将重点关注部分国家的数字货币问题——这包括该领域的前沿国家（如部分太平洋岛国；同时，也将继续密切关注中国的进展），以及那些可能采用央行数字货币和近期可能遇到其他数字金融问题的国家。
（三）全球粮食安全危机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世界银行集团行长大卫•马尔帕斯、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大卫•比斯利和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发表联合声明，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应对全球粮食安全危机。
新冠疫情、国际供应链扰动和乌克兰战争严重扰乱了相互关联的粮食、燃料和化肥市场。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数据，截至2022年6月，在82个国家中面临严重粮食安全问题的人口数量增加到3.45亿。这些人短期内在获得粮食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其生活和生计都岌岌可危。更为雪上加霜的是，约25个国家针对粮食价格上涨采取了出口限制措施，影响了全球超过8%的粮食贸易。 此外，使得粮食供给问题的应对更加复杂的是，化肥价格在过去12个月里翻了一番，这反映出天然气等投入成本创历史新高。全球粮食库存在过去十年中稳步增加，现在需要释放库存以压低价格，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即政府的财政空间已经受到严重限制之时。从中长期来看，气候变化正对许多国家的农业生产率造成结构性影响。
为避免“可持续发展目标”再次受挫，未来需要在四个关键领域采取短期及长期行动：
（1）立即向弱势群体提供支持。 一个重点是由各国迅速强化针对弱势家庭的社会保障体系，并确保世界粮食计划署拥有足够资源为最需要的人们提供帮助。各方应支持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行动，例如，世贸组织成员国最近达成协议，承诺不对世界粮食计划署采购的人道主义粮食实行出口限制。除非精准施策，否则能源和粮食补贴既成本高昂，又效率低下。作为替代，应该开展只惠及最弱势群体的现金转移支付。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可逐步扩大至覆盖更多人群。最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往往针对性强并具有高效的参保、交付和支付系统，其通常还能充分发挥科技的作用。
（2）促进粮食贸易和国际粮食供给。在短期内，根据世贸组织规则酌情释放粮食库存，寻找将目前被困在乌克兰境内的粮食和化肥运输出境的外交方案，将有助于解决粮食供给保障难和价格贵的问题。正如世贸组织《关于紧急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的部长宣言》所述，促进粮食贸易、改善全球粮食和农业市场（包括谷物、化肥和其他农业生产投入）的运作和抗风险能力是关键所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实施全球贸易限制会直接导致粮食价格上涨。取消出口限制，采用更灵活的检查和许可程序，有助于最大限度减少供给扰动并降低价格。各方应向世贸组织发出通知来提高透明度，并改进对贸易措施的监测工作。
（3）扩大粮食生产。各方应采取措施鼓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农民和渔民扩大粮食的可持续生产，同时通过完善供应链将他们与世界80亿消费者联系起来。这需要为私人部门的市场主要参与者提供负担得起的化肥、种子和其他投入品，也需要为有竞争力的生产商提供周转资金。展望未来，由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和其他国际组织推广最佳实践，是通过快速掌握土壤情况、推广农技服务和采用精细农业技术来提高肥料使用效率的关键。这将为生产者提供必要的专门知识，这对于维持生产水平和促进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至关重要。
（4）对气候韧性农业开展投资。各方应对有气候韧性的农业产能开展投资，并为适应气候变化、小型农场、粮食体系和气候智能技术提供支持，这些对于发展具有韧性的气候智能农业至关重要，能够确保未来数年的稳定农业生产。完善食品安全规范和标准制定以及价值链基础设施（存储设施、冷却设施、银行基础设施和保险基础设施）对于提高粮食可得性和减少不平等也很重要。
以往的经验表明，各方应为受粮食涨价和短缺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满足其迫切需要，防止它们偏离其长期发展目标。尤为重要的是，对于面临重大国际收支问题的最脆弱国家，应确保其有能力支付上涨的粮食进口额，尽量减少社会动荡的风险。开发性金融应为客户提供内顾性政策（如出口禁令或全方位的化肥进口补贴）之外的可行替代政策。实现双赢的优秀案例包括：对可扩展的安全网开展投资，以及对气候韧性的农业和可持续渔业、水产养殖业开展投资。
各国应强化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粮食贸易，扩大粮食生产，并对气候韧性农业开展投资。应以各国国情为基础识别和明确它们的具体需求，并以此调动多边开发银行投资，统筹考虑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各种机遇。IMF和各成员国将共同努力，通过七国集团主席国和世界银行集团共同召集成立的“全球粮食安全联盟”支持这一进程，监测价格上涨的驱动因素和影响，帮助确保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投资、融资、数据和最佳实践的知识。
（四）韧性与可持续性信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 • 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于2022年10月12日发表声明：IMF新设立的“韧性与可持续性信托（RST）”已投入运营。格奥尔基耶娃说：“今天我已知会IMF执董会，在目前资金募集工作的基础上，RST已准备好开始提供贷款。我们兑现了先前的承诺。为此，我非常感谢我们的成员国能在空前的挑战下团结一致。”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世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例如新冠疫情、俄乌冲突、通胀攀升以及气候灾难等。作为IMF第一个提供可负担长期融资的工具，RST旨在支持各国加强应对结构性挑战（如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的韧性，以帮助其维持长期经济和金融稳定，同时带动其他公共和私人融资。
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在成员国的大力支持下，IMF实现了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和二十国集团（G20）制定的富有雄心的目标，即在2022年IMF/世界银行年会期间将RST投入运营。这意味着执董会可以开始批准成员国申请韧性与可持续性贷款（RSF）。
IMF执董会于2022年4月批准设立RST，作为IMF贷款工具箱中除普通资金账户（GRA）和减贫与增长信托（PRGT）之外的第三支柱，其将提供20年期限和10.5年宽限期的融资，并将为符合条件的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提供支持——这些国家约占IMF成员国的四分之三。RST将把资源从经济实力更强的国家转借给最需要的国家，从而增加去年实施的6500亿美元SDR分配的影响。
格奥尔基耶娃在声明中表示，非常感谢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德国、日本和西班牙，这六个国家提供了总计153亿SDR（200亿美元）的首轮资金。首轮RST资源仅略高于当前13国向RST承诺的290亿SDR（370亿美元）资金总额的一半，预计当有关国家完成国内程序后，它们将在2023年初落实更多承诺资金，以确保RST拥有较强的头寸，能够在未来几年内满足RSF安排的需求。随着时间推移，预计还会有更多国家承诺出资，IMF也将继续努力筹集资金，扩大捐助方的范围，以确保RST拥有充足资源。
目前各方对RST融资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IMF已在各类国家的气候政策行动中就此展开了深入讨论。IMF正在最初阶段积累使用这一新工具的经验，而相关案例的经验将在未来使更多符合条件的国家受益。IMF还在为RST贷款支持大流行病防范政策奠定基础，并在这一过程中与其他国际机构开展良好合作。
IMF今日上午公布了最新一期《财政监测报告》。该报告指出，大多数国家政府的公共财政本已因新冠疫情承压，现在又面临进一步的压力。通胀上升、货币贬值和利率上行已经导致许多国家的信用利差激增，未来的利息支出也有所增加。
自2020年的历史高点回落以来，2022年的全球公共债务率仍将维持在GDP91%的高位，较新冠疫情前的水平高出约7.5个百分点。低收入国家尤其脆弱，近60%的最贫困经济体很可能或已经陷入债务困境。报告强调，各国政府需要逐步增强抵御一系列不利冲击的韧性。各国自身特有的自然灾害和其他不利事件，加之新冠疫情和全球金融危机，均表明各国政府必须未雨绸缪，逐步建立财政缓冲，最终能让政策制定者迅速而灵活地应对危机。
（五）中国经济正在复苏，但仍需改革
总体而言，中国推动经济复苏将需要货币和财政支持，以及加速结构性改革。
去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和随之而来的限制措施抑制了各种经济活动的开展。而随着经济的重新开放，以及经济活动和流动性的恢复，今年的中国经济将会回暖，并进一步提振全球经济。
根据最新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将增长5.2%，而去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并且，从预估数据来看，中国经济今年将贡献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这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好消息。
即便如此，中国仍然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挑战。首先，当前或未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经济中断超过预期，病毒的演变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其次，房地产市场的萎缩仍然是一个主要的不利因素，该行业的放缓高于预期。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阻力还包括人口减少和生产率增长放缓。综合来看，中国的经济复苏依然有停滞的可能性。
因此，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给中国的年度报告中指出的，经济需要全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以确保经济复苏，促进平衡、绿色和包容性的增长。
此外，建议中国今年保持稳健型的财政政策，因为在通胀压力减弱和增长低于其预估的情况下，额外的宽松型货币政策有利于帮助经济复苏。同时，之前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开发商的有序重组也将有助于降低经济风险。
随着劳动力的减少和资本投资回报的下降，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将由不断下降的生产率是否实现增长而决定。如果不进行改革，预计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长率将降至4%以下。
一套雄心勃勃但可行的改革可以改善这些前景。重要的是，需要提高家庭消费在民生需求中发挥的作用。 同时，应该逐步提高退休年龄以增加劳动力供应、加强失业和医疗保险福利、改革国有企业以缩小与私营企业的生产力差距等改革，这些措施都将有助于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有望使中国的收入水平在五年内增长约2.5%。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工作人员分析，当中国的增长率上升1个百分点时，其他国家的增长率就增长了约0.3个百分点。这凸显出国内改革将如何提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
（六）IMF总裁关于中国第七次“1+6”圆桌对话会的声明
2022年12月9日，在安徽省举办的第七次“1+6”圆桌对话会闭幕之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 • 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女士发表了如下声明：“我非常感谢李克强总理和中国当局召集我们以线下方式参加第七次‘1+6’圆桌对话会。今年的圆桌对话会以‘加强多边合作，促进全球共同发展’为主题，这再及时不过了”。
自2019年以来，全球经历了一段异常艰难的时期。世界经济接二连三地遭受冲击——全球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以及许多国家的高通胀导致了生活成本危机和全球金融环境的收紧。因此，今年全球经济增速突然放缓至3.2%，IMF预计到2023年将进一步放缓至2.7%。近期的指标显示，经济增速预测值有可能会进一步下调。
此次召开“1+6”圆桌对话会，旨在希望各方可以充分交换意见，并就需要采取的关键行动达成共识。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当局在当前非常困难的时期为稳定经济而采取的措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中国经济面临着复杂的挑战：新冠疫情持续不退、房地产市场困境带来压力，以及全球需求持续放缓。在此背景下，IMF非常支持中国当局采取的果断行动。
- 首先，重新调整疫情应对政策。 这可以为重振中国经济增长创造更强的动力，与此同时，推行更广泛的疫苗接种、提供抗病毒治疗手段并提高医疗卫生能力也大大促进了经济的恢复。这不仅对中国人民和经济非常有利，也有益于亚洲和世界经济。
- 其次，持续提供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将有助于保障经济复苏。增加对困难家庭的财政支持和加强社会保障有利于促进消费；对企业提供政策支持有助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保持较高的就业水平；低通胀为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支持经济复苏留出了空间。
- 第三，IMF支持为解决房地产行业困境而采取的措施，并认为在中央政府层面还有进一步行动的空间，包括增加对困难项目完工的投入，从而为维护金融稳定的市场化结构调整做出贡献。
- 第四，IMF欢迎中国继续开放经济和重新加快市场化结构性改革的行动，这些改革对中国非常有益，并将有利于实现中长期的经济增长。
- 此次会议还就全球性挑战进行了非常深入和富有成效的交流，各方一致认为在应对这些全球挑战方面，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 贸易和应对分裂风险。各成员国必须共同努力，确保贸易仍然是全球增长的来源。多年来，贸易使全球受益，也使许多人摆脱了贫困。为了保持和扩大这些益处，各国必须加倍致力于经济开放和全球经济一体化。
- 降低债务危机的风险。 会议参与方就“二十国集团共同框架”和一些具体案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IMF需要在达成乍得债务处理协议的良好势头基础上，加快并最终确定赞比亚和斯里兰卡的债务处理方案，进而使IMF和多边开发银行能够拨付款项。在全球金融环境收紧之际，新的债务危机案例正在出现，各方还讨论了如何防止因个别国家债务困境引发全球债务危机，呼吁各方必须加快二十国集团债务处理框架的应用，并且扩大覆盖范围。
- 抵御气候变化。气候冲击现在已经存在，未来可能会加剧。因此，需要开展全球合作才能成功地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
会议最后阶段，斯塔利娜 • 格奥尔基耶娃进行总结发言说道：“这次‘1+6’圆桌对话会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与主要合作伙伴（如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我要感谢它们卓有成效的参与，并感谢中国为IMF能力建设工作给予的支持。在黄山期间，我们与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续签了谅解备忘录，中国当局将继续支持IMF通过建立更强大的制度和政策能力，帮助各国实现经济发展。我想以李克强总理关于海洋的比喻来结束我的发言，当今的世界经济就像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航行的一艘船，只有我们齐心协力，朝着同一个方向划船，才能让它安全靠岸。这正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做的事——在这个极富挑战的时期，重新承诺发挥多边合作的力量，并继续为之努力。”
（七）IMF执董会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第四条磋商
1. 中国经济增长现状
中国在遭受新冠疫情的初期影响后，其复苏经济的举措令人印象深刻；但此后，中国的经济增速在2022年显著放缓。中国经济增长持续面临压力，主要原因包括变异毒株造成的疫情频发，房地产危机尚未解决，以及全球需求放缓。由于房地产开发商的财务压力加剧，房地产投资在2022年的前11个月收缩了约五分之一。预计2022年的经济增速为2.6%，2023年将提高至4.2%，这是因为全面取消疫情防控措施有望最终提振私人需求。然而，短期价格压力预计将保持温和，因为尽管经济重新开放，但产出缺口只会逐步缩小，各部门的供需失衡预计仍将保持在较低水平。由于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增长疲软、发达经济体的耐用消费品支出相对下降，以及中国游客出境旅游的逐渐恢复，预计2023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将从2022年的2.1%收窄至1.3%。
为应对增长势头放缓，2022年的宏观经济政策适度地转向了扩张。在财政方面，主要措施包括一系列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减免和其他减免措施，以及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支出。货币政策方面，目前已对经济提供适度支持，当局使用价格型工具实施小幅宽松政策，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了存款利率指导政策（帮助降低了存款利率），并利用信贷政策引导信贷支持中小企业和其他借款部门。当局已经稳步加大了对房地产行业支持的力度，但开发商重组仍进展较慢。
在生产率增长疲软的情况下，结构性政策正给中期增长的前景蒙上阴影，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国有企业生产率低下以及企业活力减弱。此外，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不均衡的复苏和极端天气事件增加了中国实现短期气候目标的难度。
2. 执董会的评估
执董们指出，中国经济在经历新冠疫情的初期影响后实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复苏；但此后，受疫情反复、房地产行业收缩以及全球需求疲软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出现放缓。在此背景下，执董们提出宏观经济和卫生政策在短期内应为经济提供支持，呼吁当局开展促进增长的改革，以确保中期内的高质量（即平衡、包容和绿色）经济增长。
执董们一致认为，财政政策应促进经济复苏，推动经济再平衡；财政支持应面向家庭，并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执董们建议，鉴于目前CPI通胀率较低且产出缺口为负，当局应维持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支持，并支持房地产行业的调整。多位执董认识到中国当局倾向于同时使用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同时，执董们鼓励更多依赖价格型措施，以提高货币政策效力。许多执董欢迎中国当局增强汇率灵活性的承诺，因为这将提高中国经济应对冲击的能力。鉴于当局最近放松了疫情防控措施，执董们建议重新加快疫苗接种，进一步扩大医疗卫生能力。
执董们欢迎中国当局加大力度控制房地产行业的财务压力。他们强调，需要为房地产企业的市场化重组和恢复购房者的信心做好准备。此外，建议开展结构性改革，以逐步使房地产行业在中期内达到更可持续的规模。他们强调加强银行部门审慎政策有助于识别脆弱性，同时，改革重组框架有助于促使不可持续经营的企业和银行退出，维护金融稳定。执董们欢迎当局继续加强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框架，并期待当局在这方面取得更多进展。
结构性改革是提高生产率增速的关键，为此尤其需要确保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中性，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为了支持中国气候议程的实施，执董们强调需要开展电力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他们还表示，进一步推动气候融资发展能够为碳中和经济转型提供更多动力。执董们强调，加紧解决当前余下的宏观经济数据缺口问题将提高数据透明度并为政策决策提供支持。
执董们强调，中国可以与其他国家一道，在应对全球挑战的多边努力中发挥主导作用，包括寻求合作解决方案以解决地缘经济分裂问题，减轻处于债务困境的经济体的债务负担（乍得及其债权人近期在“二十国集团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下达成了协议，这是积极有益的第一步），提高全球贸易开放度和透明度，以及应对气候变化。
（八）央行能够在抵御金融动荡的同时仍抗击通胀
监管机构和央行能够在不放松抗击通胀的情况下遏制硅谷银行、其他美国区域性银行以及瑞信银行倒闭带来的风险蔓延。英格兰银行的情况也是如此，其在去年9月英国政府提出减税提案后，采取了措施来制止债券市场的抛售。
当前，伴随通胀率居高难下，央行不得不大幅提高政策利率，以便为经济活动降温并使通胀回归目标水平。在经历了长期稳定的低通胀率和低利率之后，许多金融机构对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错配不以为意。利率快速升高拉低了固定收益资产的价值，同时也增加了融资成本——这给具有风险敞口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带来了压力。如果不采取缓解措施，这可能会威胁到整体金融稳定。
央行应该如何应对这种艰难的权衡取舍？从概念上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区分以下两种情况，即在金融压力仍然适度的时期，以及在金融压力加剧或面临严重金融危机的时期。
1. 应对适度的金融压力
在过去，货币政策的收紧常常会带来金融压力。如果这些压力仍然是适度的，那么它们应该不会对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目标构成太大挑战。政策利率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会通过提高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向实体经济传导。如果这种适度的金融压力导致总需求意外走弱，则央行可以调整政策利率路径，使产出和通胀大致保持在相同的轨道上。央行在过去曾采取过这种做法。例如，在1990年代初，美联储在面临迫在眉睫的信贷紧缩时暂停了加息，而当时的通胀率远高于预期水平。
此外，政策利率之外的其他工具也能用于遏制金融压力。例如，贴现窗口或紧急流动性工具提供的紧急贷款可以提供支持，而宏观审慎工具（如有）也可以放松。原则上，在金融压力适度上升的情况下，使用相对标准的金融稳定工具（无需额外的财政支持）应足以满足需要，从而使货币政策能够专注于应对通胀问题。
2. 金融压力加剧的挑战
即使金融压力在一段时间内看似得到了控制，一些发展变化也可能形成不利的非线性反馈循环，并迅速演变成全面的系统性金融危机，这一过程在近期的银行倒闭事件中因技术和社交媒体而加速。
这样的环境给央行带来了非常艰巨的挑战。政策制定者需要实施激进的金融政策，以采取有力和及时的行动。其中包括各种形式的流动性支持、资产购买，可能也包括直接注资。如果这些干预措施的力度足够，那么货币政策仍然可以专注于通胀问题。
关键在于，预防危机所需要的政策行动可能会超出央行能够单独行动的范畴。虽然各央行可以向有偿付能力的银行提供广泛的流动性支持，但它们没有能力应对企业或借款人的破产——这些问题必须由政府解决。随着金融压力的加剧和破产风险的增加，对激进的金融干预政策的需求将变得更加迫切，而且这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财政资源。
当政府缺乏财政空间或政治支持来提供资源时，出于风险管理方面的担忧，央行可能会调整其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以应对金融压力。具体而言，央行在加息时需要更加谨慎，以降低金融体系出现不利和潜在非线性反应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央行应继续致力于维护价格稳定，但它们可以允许通胀以稍慢的速度回归目标水平。资产负债表敞口、金融中介的关联度以及市场对政策措施的自我实现反应的不确定性都指向同一方向。
当然，央行可能很难就其降低对通胀的关注与公众沟通，这可能还会加剧公众的危机感。此外，这样做可能还会使央行对抗通胀的政策滞后于形势发展，或者使央行任由“金融主导”摆布。因此，央行在就其反应函数的这种变化进行公众沟通时应设立高标准，尤其是在通胀仍处高位时。首选方案应该是依靠金融政策或恢复财政支持。
在货币政策信誉有限、财政状况薄弱的国家，政策选择大幅受限。这些国家更容易受到存款人大规模挤兑的影响，这会引发汇率的急剧贬值并导致高通胀。如可行，当局可以采取包含实际资源的措施（如外汇干预、注资），但如果危机迫在眉睫，当局可能不得不求助于资本管理工具，尽管这可能会带来不利的声誉影响。投资者对金融部门脆弱性的担忧，可能使政策选择的范围进一步缩小。
如果金融环境恶化至出现系统性危机（预计随即出现经济活动的急剧下滑），央行显然希望优先恢复金融稳定。信誉较高的央行可以放松货币政策；如果通胀仍居高不下，它们可以表示将在引导通胀回归至目标水平的时间框架方面更加灵活。在实际中，危机的实现很可能会给通胀带来巨大的下行压力，从而重新使货币和金融政策目标趋于一致。
但宏观政策框架较弱的新兴市场很可能不得不面对资本外逃和货币贬值-通胀螺旋带来的严峻挑战。其央行必须对维持名义锚的必要性保持警惕，限制政策的放松。虽然这些国家可以自行采取一些措施（例如，采取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但强大的国际安全网对于降低风险、防止出现长期和严重危机至关重要。
3. 支持非银行金融机构
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投资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重要性和关键性日益增加，这也带来了重大挑战。通常，央行会通过银行系统提供流动性，但这种流动性可能无法到达非银行金融机构。它们往往资本充足率较低，审慎监管的力度也较弱，因此从一开始央行降低其道德风险的空间就较小。然而，在金融压力加剧或出现严重金融压力的时期，央行可能需要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就像央行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的做法。然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的门槛要求应该高于对银行的贷款，因为前者给央行资产负债表带来的风险更大，并且有可能产生损害未来金融稳定的激励措施。
在实践中，很难清晰界定不同情景的边界。金融体系健康状况及其对货币政策收紧的韧性的不确定性，不可避免地使央行的决策过程变得更加复杂。然而，从情景分类法的角度来看，当局在金融压力加剧时期的有力应对有助于减少金融不稳定，并使央行能够维持其对抗通胀的政策立场。
（九）全球经济进展顺利，但尚未走出困境
全球经济正在从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中逐步复苏。新冠疫情带来的健康危机已正式结束，全球供应链也恢复至了疫情前的水平。由于劳动力市场意外走强，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活动展现了韧性。战争引起的能源和食品价格峰值已经大幅回落，这使得全球通胀压力缓解的速度快于预期。
即便如此，经济发展未来仍存在诸多挑战。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线预测，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去年的3.5%放缓至3%，同时全球通胀预计将从去年的8.7%下降至今年的6.8%，到2024年则将下降至5.2%。
经济放缓主要集中出现在发达经济体，其增速将从2022年的2.7%降至今年的1.5%，明年仍将保持在1.4%的低迷水平。
相比之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增长仍有望回升，同比增速将从2022年的3.1%提高至今、明两年的4.1%。但这一平均值掩盖了各国之间的巨大差异，其中，今年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预计为5.3%。
全球经济仍然存在一些不利风险。
首先，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全球经济活动正在失去动力。全球货币政策的收紧使政策利率紧缩，这阻碍了经济发展，减缓了非金融部门的信贷增速，提高了家庭和企业的利息，并增加了房地产市场压力。
其次，核心通胀（不含能源和食品价格）仍远高于央行的目标，预计将从今年的6%逐渐下降至2024年的4.7。更令人担忧的是，发达经济体的核心通胀预计将在今年持续处于5.1%的年均水平，之后预计将在2024年下降至3.1%。
目前，通胀的风险已更加平衡，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不太可能需要进一步大幅加息。一些拉丁美洲经济体的利率已经达到顶峰。然而，需要重点避免过早放松利率。在持续出现明显信号说明潜在通胀有所降温之前，不应降息。各国央行应继续监测金融体系，随时准备好使用其他工具来维护金融稳定。
过去几年，许多国家都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持，如今他们仍然需要逐步重建财政缓冲、提升债务可持续性。这将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和提高降通胀战略的整体可信度。财政整顿的速度和构成应考虑私人部门需求的高低，同时为最脆弱群体提供保障。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有害政策的溢出效应。如果地缘经济割裂加剧、全球经济分裂成相互竞争的不同集团，那么更多依赖全球经济一体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将首当其冲。
（十）产业政策与增长战略的三难困境
许多国家都在加大产业政策的力度，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中国模式”是一种成功的典范。面对新冠疫情的影响、疫苗本国主义、全球供应链混乱、净零排放转型、地缘政治竞争等挑战，产业政策和政府对战略企业和行业的支持的作用，再次成为了各方讨论的话题，人们开始质疑自由市场是否值得信任，并担心自己的国家正在失去创新优势。
在美国，产业政策不再是一种禁忌，而是“拜登经济学”的核心特征。两党都支持旨在振兴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创造有利半导体生产的激励措施和科学法案》（即“芯片法案”）。超过90%的先进芯片（它们对国防和人工智能至关重要）来自中国台湾省，这引发了人们对战时美国产业脆弱性的担忧。作为应对，美国政府正从2800亿美元的芯片法案中拨款390亿美元，用于先进半导体制造。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影响深远，其计划到2030年至少建成两个半导体制造集群。接受项目资金的企业需要符合众多条件，如在10年内禁止在中国扩大先进芯片的产能，以及承诺提供可负担的儿童保育服务。上述政策是更广泛的产业政策战略的一部分——其中包括《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中的3700亿美元清洁能源补贴。
与此同时，日本向57家企业提供了超过5亿美元的补贴，旨在鼓励它们扩大国内投资——这是该国减少对中国依赖的一部分举措。欧盟正在扩大其产业政策，包括从其新冠疫情复苏基金中拨出1600亿欧元，用于数字创新（如芯片）、电池和气候适应等方面。为了应对美国《降低通胀法案》中的巨额补贴，意大利经济部长呼吁欧盟采取统一的做法，以支持欧盟竞争力并保护战略性生产。
“产业政策”是指政府通过补贴、税收优惠、基础设施建设、保护性法规和研发支持等措施，针对特定行业、企业或经济活动来塑造经济的一种举措。由于产业政策是各国增长战略的一部分，因而它们面临着相互竞争的目标，如可持续经济增长、金融和财政稳定，以及培育“本国冠军”——这通常是增长战略的一个独特目标。这一目标的基础包括：通过关键行业自给自足实现国家安全，推动有益就业的包容性增长，振兴落后社区，以及改善重振制造业在选民眼中的形象。很多经济体都在推动特定的企业或产业成为“国家冠军”——如中国台湾省的半导体产业，德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法国的航空航天产业等。
经济本国主义的日益加剧和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意味着培育国家冠军可能继续成为政府推进国家利益的政策目标。在此背景下，“增长战略三难问题”框架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在经济增长、维护稳定、培育国家冠军的三重目标间取得平衡。本框架强调了政策制定者在平衡经济增长、金融财政稳定和培育国家冠军三者中面临的挑战。追求其中任何两个目标，都需要以部分牺牲第三个目标为代价——这便是所谓的“三难困境”。
（十一）通货膨胀是否将维持高位
近期，全球通胀上行出乎了许多人的预料。截至2022年中期，大多数国家的总体通胀（包括所有商品服务价格）和核心通胀（不包括食品能源价格）都显著高于目标水平。标准经济理论指出，长期持续特定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使通胀失控。
通胀为何高企以及其是否将持续下去是各方热议的一个话题。当前通胀背后存在的原因将对当下有关通胀的讨论产生影响。
一是供应链瓶颈。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在疫情初期，防疫封锁措施和人员流动限制使各种供应链受到了严重破坏，造成了短期供应短缺。目前，尽管近期中国等地奥密克戎病例的快速增加给部分供应链带来了新的压力，但大部分破坏都有所缓解，。在疫情的后来阶段，各种供应链瓶颈随之出现。全球供应链状态的一个衡量指标是海运时长——其可由美国货运代理报关公司Flexport的“海运时效性指标”来表示。截至2022年4月底，相关指标都维持在历史高点附近，这表明压力至少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
二是商品需求上升，服务需求下降。初期，疫情使消费者的购买情况发生了重大转变，商品支出急剧上升。因此，起初的通胀上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耐用品（包括二手车）的通胀，相比之下，服务通胀幅度不大。这种变化可能只会在疫情严重阶段持续存在，但在疫情对社会的作用下，这种服务需求向商品需求的转移在某些程度上可能持续存在。需求向耐用品转变的情况在全球各地均有出现，其中，一些国家所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
三是总体刺激措施和疫情后的复苏。全球各国共宣布了约16.9万亿美元的抗疫财政措施，其中发达经济体的支持力度相对更大，仅美国就推出了1.9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措施（“美国救援计划法”）。
四是劳动力供给冲击。在疫情暴发两年之后的今天，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仍然存在。在多个国家，劳动参与率仍然低于疫情前水平。在发达经济体，美国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劳动参与率较疫情前低约1.5%（劳动者数量下降了400万人）。艾利克斯·多马什（Alex Domash）和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评估了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指标，表示即使疫情未来走势偏乐观，大多数的就业短缺很可能持续存在下去，并在未来一定时期给美国带来巨大的通胀压力。
（十二）中国经济放缓将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冲击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建立了深刻的经济联系，中国正日益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其出口至中国的产品占该地区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包括金属、矿物和燃料等，而其进口产品中的大部分制成品和机器设备则来自于中国。
随着两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不断深入，中国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将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长、贸易和投资产生一定的影响。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复苏的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其房地产市场低迷影响。同时，当前全球经济迈向后疫情时代，各国经济缓步增长且不均衡，在全球经济加速分化的背景环境下，国际市场对中国制成品的需求有所下降。
中国经济放缓将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长造成严重冲击。最新一期《地区经济展望》估计，中国经济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平均增速会在一年内下降约0.25个百分点。对于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等石油出口国，经济增速的下降幅度平均可能达到0.5个百分点。预计2023年该地区的经济增速将连续两年下降，从去年的4.0%降至3.3%。
中国经济放缓的连锁反应也将进一步影响其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主权贷款。2022年，中国对非洲地区的主权贷款规模已降至10亿美元以下，为近二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大规模减少对非洲地区的基础设施融资。而与此同时，该地区国家正在艰难地应对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至2022年底，其公共债务已升至数十年来最高的水平，在短短十年内几乎翻了一番——从2013年底占GDP的30%增加到2022年底占GDP的近60%。
因此，面对当前全球经济环境，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迫切需要增强自身抵御能力，以适应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变化，包括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增加非洲的区域内贸易和重建缓冲（包括通过实行税收政策改革和改善税收征管）来提高韧性，以适应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带来的冲击。此外，可再生能源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矿物的强劲需求，可为非洲国家建立新的贸易关系和提高本地加工能力提供机遇，还可以通过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投资基础设施和深化国内金融市场等措施来提高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竞争力。
（十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完成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条磋商代表团访问
10月26日至11月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赴中国代表团团长索纳莉·贾恩-钱德拉（Sonali Jain-Chandra）女士率团队访问中国，并与中方开展了2023年第四条款磋商讨论。代表团与中国政府高层官员、中国人民银行高层领导、私营部门代表以及学界人士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就经济前景、改革进展和挑战以及政策应对措施交换了意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吉塔·戈皮纳斯（Gita Gopinath）女士参与了政策讨论并会见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财政部副部长廖岷、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吴富林等高级官员。
在访问结束时，戈皮纳斯女士发表声明说：“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超过了与其发展水平类似的其他国家，自2000年以来每年增长8%以上，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解决了国内极端贫困问题。然而，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信贷拉动，这种增长模式却伴随着不断扩大的失衡和日益加剧的脆弱性。中国居民把过多的家庭储蓄投入到回报逐渐下降的基础设施和住宅投资中，致使债务水平居高不下。”
在房地产方面，戈皮纳斯女士认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快速扩张导致某些地区的住房供应过剩，而价格上涨带来了住房可负担性压力。中国政府需要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必要调整，其挑战在于将经济成本降至最低的同时，要控制宏观金融风险。最近结束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宣布了中期优先工作，重点关注房地产行业、地方政府债务和中小银行带来的风险，这值得肯定。”
戈皮纳斯女士指出：“中国经济有望实现政府2023年的增长目标，并预计其实际GDP在2023年将增长5.4%，这反映出新冠疫情后的强劲复苏。但由于房地产行业持续疲软、外部需求低迷，2024年的增长率预估将放缓至4.6%。相比今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发布的预测值，目前2023年和2024年对中国GDP增长率的预测值均上调了0.4个百分点，这得益于第三季度的增长表现强于预期以及得益于最近发布的一系列政策。而随着产出缺口持续缩小，预计到2024年底，核心通胀将升至2.1%。从中期来看，由于生产力疲软和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到2028年经济增速预计将逐渐下降至3.5%左右。”
戈皮纳斯女士补充道：“中央政府还应开展财政框架改革和资产负债表重组，以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包括弥合地方政府财政缺口和控制债务流量，制定全面的重组战略，以降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水平。”
她高度评价中国在支持低收入和脆弱国家债务重组方面发挥的作用，并表示，中国在应对气候和债务危机等全球性挑战方面发挥着日益增强的领导作用，这对中国和世界都至关重要。
（十四）确保人工智能赋能全球经济并惠及人类福祉
当今世界正处于科技革命的关键时刻，人工智能一方面能够提高生产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提升世界各地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人类工作，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并加剧社会不平等现象。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制定一套政策来推进人工智能的安全开发，以充分发挥其巨大潜力，造福全人类。
人工智能能够重塑工作性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在一项新的研究分析中，探究人工智能对全球劳动力市场的潜在影响，研究预测了当前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工作机会的可能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工智能在很多情况下也可以辅助人类工作。研究表明，全球近40%的工作会涉及到人工智能的应用。尽管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着更大的人工智能风险，但同时也有更多机会能够充分享受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好处。
此外，人工智能还可能影响国家内部的收入，带来财富不平等及收入阶层的两极分化。其中，对于那些能够灵活运用人工智能进行生产的工人来说，其生产力和工资将得到提高，而那些不擅长使用人工智能的工人可能会被边缘化。研究显示，人工智能有助于经验不足的工人快速提高生产效率，年轻的工人可能更容易抓住机遇，而年龄较大的工人则可能难以适应这种变化。
人工智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融入世界各地的企业，政策制定者亟需采取解决措施：
首先，各国必须建立全面的社会安全网，并为弱势工人提供再培训计划。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工智能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整体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因此，决策者在面对当前趋势时，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以防止该技术激化社会紧张局势的可能性。通过实施这一举措，可以促使人工智能朝着更加包容的方向发展，并确保广大民众得到就业机会，同时遏制不平等现象的出现。
其次，为了帮助各国制定明智的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了人工智能准备指数，以评估不同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创新与经济一体化以及监管和道德等领域的人工智能准备水平。通过遵循人工智能准备指数的指导，发达经济体应优先考虑人工智能的创新与整合，并制定强有力的监管框架，以营造一个安全、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环境。同时，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当务之急是投资于数字基础设施，并培养具备数字技术能力的劳动力，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近几个月来，全球利率尤其是长期政府债券的利率出现了过山车式的剧烈波动。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在10月份从5%回落后再次攀升。同时，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利率变动也呈现出同样惊人的波动性。
尽管如此，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利率波动相对较为温和。根据最新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与2013年的“缩减恐慌”（taper tantrum）相比，在当前的货币政策收紧周期中，拉美和亚洲新兴市场的10年期主权债券收益率对美国利率的平均敏感度分别下降了三分之二和五分之二。这显示出新兴市场在应对全球利率变动时表现出更为稳健的态势。
在这段动荡时期，主要新兴市场展现出了其他一些恢复活力的迹象。汇率、股票价格和主权债券息差均保持在适度范围内波动，显示出市场的韧性和稳定性。更值得注意的是，外国投资者并未大规模撤离债券市场，这与过去在全球利率波动加剧时常见的资金外流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一积极趋势的背后，部分原因可归结为新兴市场国家在过去数年间的持续努力。他们不仅改进了政策框架，还增加了货币储备，优化了汇率机制，并朝着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迈进。这些举措在多数情况下都有效地稳定了外汇市场的波动，为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了坚实支撑。此外，公共债务结构的优化增强了其弹性，国内储蓄者和投资者对本币资产的信心也得到了提升，这进一步降低了对外部资本的依赖。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新兴市场在面对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时，能够展现出更为稳健和自信的姿态。
尽管新兴市场通过实施积极的政策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政策制定者仍需保持高度警惕，并密切关注三个挑战：
第一，利差缩小可能导致资本从新兴市场资产转向发达经济体资产，因为投资者预计新兴市场的降息速度将更快;
第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量化紧缩政策可能会给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动带来额外压力;
第三，新兴市场面临市场预测的不确定性。一旦预测失误，投资者可能因长期利率上升而重新定价风险资产，进而打压包括新兴市场股票和债券在内的风险资产价格。
根据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新兴市场的放缓不仅通过传统贸易渠道传导，还通过金融渠道产生影响。随着全球越来越多的借款人拖欠贷款，银行资产负债表受到削弱，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面临的挑战将更为严峻。特别是，在高利率环境下，新兴市场资产的美元回报率相对于发达经济体资产显得滞后。例如，过去四年，新兴市场高收益或低评级债券发行人的净回报率接近零，而美国高收益债券的净回报率高达10%。此外，非银行机构向评级较低的美国企业提供的私人信贷贷款回报率更高。
为应对这些挑战，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可考虑加强与债权人的沟通与合作，包括通过多边合作机制重新获得全球资本。此外，这些国家还应继续完善政策框架，增强经济韧性，降低对外部资金的依赖，以更好地应对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波动。
（十六）数字货币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随着全球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数字货币作为一种新兴的支付和交易手段，正日益渗透到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带来深远的影响。对于太平洋岛屿地区而言，数字货币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一次革新，更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社会公平与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契机。它有望为这些地区带来更加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同时助力解决传统金融体系难以覆盖的问题，从而推动整个地区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
太平洋岛屿国家因其地理位置偏远和人口分散，长期以来一直饱受金融服务覆盖不足和金融包容性低的双重困扰。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汇款业务，然而，随着代理银行关系的不断缩减，这一重要的经济支柱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字货币的引入被视为一种潜在的创新解决方案。通过数字货币，这些国家有望显著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达性和效率，有效减少交易成本，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进步，为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未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然而，数字货币的引入也伴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倘若缺乏充分的准备和有效的监管机制，数字货币可能会对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不可预见的冲击，甚至可能诱发金融稳定风险，对国家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此外，数字货币的匿名性和跨境性也可能为洗钱和恐怖融资等非法活动提供便利，带来新的安全风险。因此，对于太平洋岛屿国家而言，如何在确保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充分发掘和利用数字货币的潜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首先，太平洋岛屿国家必须着手构建稳定、安全且易于访问的数字基础设施，这是推动数字货币发展的基石。这包括发展高效的技术平台、完善法律法规框架以及建立有效的监管和监督机制。同时，还需要培养相关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确保数字货币的顺利实施和运营。
其次，政策制定者在选择数字货币类型和设计方案时，应该充分考虑各国的具体国情。例如，在已经拥有国家货币和健全银行体系的国家中，推行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CBDC）不失为一个明智之选。而对于那些尚未拥有本国货币的国家，基于外币的稳定币可能更贴合实际，但这也需要严格的监管和监督，以确保安全性和稳定性。
此外，太平洋岛屿国家可以考虑深化区域合作，共同应对数字货币带来的种种挑战。通过整合传统的国内支付系统，搭建多边数字支付平台和构建区域网络，可以实现区域内的金融互联互通。同时，与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合作，共享知识和经验，也是提高数字货币管理能力的有效途径。
在长达三十年的实践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太平洋岛屿地区持续提供着培训和技术援助。通过太平洋金融技术援助中心等平台，IMF帮助当地提升了金融管理能力，为数字货币的引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展望未来，IMF将继续支持太平洋岛屿国家在数字货币领域的深入探索和实践，共同推动金融科技的进步与区域金融合作的深化。
总之，数字货币为太平洋岛屿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然而，与之相伴的亦是一系列复杂而严峻的挑战。为确保数字货币在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必须采取审慎而精细的管理措施，稳步推进相关工作。在此过程中，太平洋岛屿国家间的合作至关重要，只有通过共同应对挑战，我们才能牢牢把握数字货币带来的这一历史性机遇，推动区域金融的繁荣与发展。
（十七）新兴市场正在发挥更大的全球影响力
全球经济正日益受到二十国集团大型新兴市场的深刻影响。在过去二十年里，这些新兴经济体与全球市场的融合程度显著提升，它们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也日益显著，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愈发深远的经济影响。
在中国和其他几个大型新兴市场增长前景持续走弱之际，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和可能受影响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必须了解经济放缓会通过哪些渠道在全球经济中蔓延。根据2024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的国内冲击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溢出效应在过去二十年里不断增加，目前其影响力已与发达经济体相当。其中中国产生的溢出效应最大，对新兴市场产出变化所起的作用目前与美国产生的溢出效应一样大。不过，其他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例如，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墨西哥）也对邻国的经济表现产生了重要影响。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尤其是、但不限于中国）仍然被视为全球和区域溢出效应的重要来源。
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放缓的负面溢出效应，尤其是在供给侧冲击发生之后，确实可能会危及发达经济体通胀的下行路径。在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这种溢出效应可能更大，使经济增长和收入趋同面临风险。
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而且与全球经济高度融合，因此，中国经济放缓所造成的代价可能尤其高昂。然而，在二十国集团中，新兴市场的崛起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新兴市场潜在的增长加速将产生积极的全球“溢出效应”，有望将世界经济增长率拉高0.5个百分点。
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产生的溢出效应会引起经济活动和就业机会在各企业和各行业之间重新配置，由此带来的成本可能很高，但也可以创造新的机会。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和商业监管方面的结构性改革，可以为那些很可能因重新配置而获益最多的行业提供帮助。但政策制定者还应当采取包容性政策（包括有针对性的财政支持），以促进劳动力在各行业之间的高效重新配置，并减少溢出效应对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随着全球经济实力的持续转移，开展有效的多边合作和国际政策协调、包括通过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来管理溢出效应并尽可能降低割裂风险，仍然是一个优先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