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简介

王之佳，曾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际合作司司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区域合作司副司长、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特别顾问等职务。现任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国际青年研究国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委员会理事委员、同济大学顾问教授、浙江大学学生国际化能力培养基地校外特聘导师、南京大学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特别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组织学院特聘顾问等。

访谈实录

一、  从科尔沁草原到联合国环境署(以下简称“环境署”)

陈：在《却顾往来径》一文中，您说自己是“一个从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光着脚走出来的知青”。年轻时的经历对于您后来的职业生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王：今年的4月28日，是我下乡53周年的日子。1969年4月28日，从天津火车站出发的知青专列，载着我们这群年仅17岁的同学们，前往内蒙古科尔沁草原，我们自此开启了漫漫的蹉跎岁月，也开始阅读社会这本“大书”。

在那个浩劫的年代，各家都不富裕，而我则是靠着如饥似渴地阅读一本本的好书，度过了那些年的日夜。现在我很难解释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赶着大草原的牛车，一路进到了联合国的小汽车里。诚然，牛车比汽车慢，但我认为慢有慢的好处。慢一点才能走得稳当踏实，不会错过沿途的风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在途中能够有空思考，也能够回顾所来径。

持鞭者为王之佳，时在内蒙科尔沁草原务农。 (摄影：刘延庭)

 每每回首往事，我都觉得世事无常，谁也想不到一个内蒙的知青怎么就走到了联合国的大舞台上。但我个人认为，世事无常并不等于做事无常，要紧的是要做好眼前事。1973年，村里有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因为我一直以来工作很努力，挣的工分比较高，所以很幸运地获得名额，被推荐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随后考入南开大学，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修读英语专业。

陈：从南开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是什么驱使您赴武汉大学继续攻读国际环境法硕士？对于全球环境治理的关注是否从那时便开始了？

王：我从1976年开始接触环保相关的事业，毕业后来到北京“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从此开启了我的绿色人生之路。

最初工作接触材料，我不仅英文的意思看不懂，就是连中文的概念也搞不清楚。不过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愿意努力，所以就起早贪黑开始学习环保业务知识，拿个本子天天记，还去旁听北大化学系的课程，同时背环保领域的英文词汇。

我个人开始出席联合国会议是1978年，参加公约和议定书的会议和谈判则要晚一些。我有幸参与翻译了《外国环境保护法规选编》，这也是我作为译者之一出的第一本书。在1987年，我有幸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在蒙特利尔签署了《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我也曾经在90年代几个多边的环境公约的政府间谈判会上被选为大会报告员或者是大会副主席。1998年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又再次签署了《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的最后文件。

我自己的感悟是，参加多边谈判时，应该熟悉国际会议的议事规则。参会人还应该要熟练精准地掌握外语，要有较强的沟通和交流能力，即在谈判当中得将自己的立场阐述清楚，找到利益相关方，将和自己具有相同立场的人团结在一起。身体健康也非常重要，有的会议耗时很久，没有良好的身体状况是无法坚持下来的。最后，要学会感恩培养自己的老师，没能早点去看望我的恩师韩德培老先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遗憾。

陈：从中国政府官员到联合国职员，您如何看待这一身份的转变？印象最深的挑战是什么？

王：我想借用新华社当年采访我的文章标题来回答这个问题：“工作国际化是最大的挑战”。

首先，工作理念不同。我到任后，时任司长是阿根廷人，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便是:“Mr. Wang,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这跟我在国内的工作习惯很不一样，因为在国内我要到领导办公室去时，会带个本子和一支笔，记下来领导要交代的事情，回来落实。没想到到了联合国之后，领导一来便问我想干点什么，跟我往常的工作理念完全不一样，不知怎么回答，所以我特别疑惑，难道联合国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地方吗？后来我才明白，在联合国工作要有自己的想法，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找事做，be proactive是联合国的工作理念。还有，联合国的决策方式是自下而上，因此上级领导通常一般不会布置工作，任何工作都是从下面起步，大家商量之后向上汇报，而不是顶层设计，这是跟国内不一样的。我本人没有在国外留过学，所以用英语发言的时候会遇到无法多样化、精准化表意的问题。但是我在联合国参加会议之后才发现，在这里与语言水平同等重要的是，你的发言是否切题、是否有见解。还有，联合国的工作允许犯错，具有一定的包容度和宽容度。这点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允许犯错”这个理念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前两年李克强总理提出“双创”，但是人们在创新的时候，一定会出错的，但是在出错这个问题上要做一定的分析，要允许出错，要形成这个氛围挺重要的。

第二，价值观不同。虽然我们说谦虚使人进步，但是过分谦虚在办公室并不是好作风。对于这个观点，我是totally confused，后来我问了同济大学一个实习生的看法。他说他认为在讨论工作时，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如果太谦虚，对方就不知道你究竟能干不能干。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跟我们这辈可能不一样，思想是比较跟得上时代的，后来我也慢慢地理解了这个概念。在工作中要不断的证明自己的proactive，在做出成绩之前没人会在乎你的自尊，这是联合国比较严酷的地方。我想起曾经看过一个片子《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想联合国也不相信眼泪。实际在社会上，哪里都不相信眼泪，在你做出一番成绩之前，没有人会在乎你的自尊。

第三，处事方法不同。原来在国内开会的时候，我基本是给司里其他同事布置任务，布置完之后有问题就提出问题，没有问题就分工干活。但在联合国不一样，我第一次布置任务就让意大利的同事给我怼回来了，于是我才明白，原来在联合国做事需要去找每个人协商。借用潘基文的话说，在联合国工作就是Patience，patience，great patience，但是有时事情多了，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多耐心。所以我得适应新环境和团队合作的工作方式，这些都非常重要。

最后，风俗与人情不同。举个简单的例子：打招呼，这点对中国人来说挺重要的。比如我在大学里讲课，我注意到如果中国同学进教室看我已经到了，就会低着头赶紧找座位坐好，而外籍的留学生进来则会大方地跟我打招呼。下课之后，留学生也会大声告别之后再走，而中国同学下了课之后也是低着头赶紧走，这都是从小受的教育养成的习惯。但在联合国不可以，我任职不到一星期，司长就提醒我说我们见面要互相打招呼，我说我见到司里的同事每次都打招呼，他却告诉我说应该向联合国大院里遇到的每一个人打招呼，无论你们是否认识，都应该互相问候。其次是礼貌和人情方面，现在的学生从幼儿园开始就要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中国国情所需固然重要，但是礼貌方面也得教，不仅是幼儿园，即使是在大学课堂中也得重视礼貌教育。比如说为身后的人开门这个简单的行为，我自己就有亲身经历，事情发生在北京的中国大饭店，我下了车推门进入饭店，看到后面有人要进来，所以我就等了等，帮后面的人开着门。可后面下来了一辆面包车的人，这些人挨个从我身边加速走过，没有一个人接替我为大家开着门，如果有人接过门，一个个接下去，大家就都能快速通过。虽然事小，但可以发现这是大家长久以来形成的一种习惯。所以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礼貌这节课是必须要补上的。最好从幼儿园抓起。还有一件小事让我感受颇深，在联合国工作的时候，我们办公室有清洁工，负责帮我们打扫卫生、整理办公室等，每逢节日都会有同事到我们每个人的桌前向每人筹集几块钱，买个小礼物送给这个工人，表示对他工作的尊重和认可。这种小事我在国内的机关里工作27年都基本没有遇到，在联合国不到两年我就意识到了这种行为的温暖。作为国际职员还有一点要求就是生活要节俭但又不失体面，住房用车等都应当和自己的身份相符。

总体来说，进入联合国后我的感悟就是，联合国不相信眼泪，必须要用实力不断地证明自己。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都要冷静地分析判断问题，找出事物的本质，解开思绪的乱麻。有时候我面对挑战和困难时，如果实在思绪不清晰，就会去冷静一下，有时会去冥想室冥想，也可以去做做瑜伽让自己放松，这样才能撇开无关的细节清晰地思考。

1999年11月北京，王之佳（左一）与刘振民（中，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和解振华（右一，现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在第十一次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大会上。 

二、  中国与全球环境治理：作为环境署中国籍职员的视角

陈：回想2003年初到环境署，作为当时总部唯一的中国籍职员，您对自己在环境署工作的愿景是什么呢？ 

王：就我个人来说，为世界环境与发展事业服务、构架与中国合作的桥梁，这是我的初心。激发、推动和促进各国及其人民在不损害子孙后代生活质量的前提下提高自身生活质量，领导并推动各国建立保护环境的伙伴关系，这是环境署的使命。应该说我的使命和环境署的使命是一致的。

我初到联合国的时候，总部就我一位中国籍职员。我要遇到事儿，找个商量的人都没有，因为大家都很忙，而且不认识你，不可能找人商量。所以我自己有时很孤单，同时我觉得这与咱们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你想怎么办呢？你既然进来了，你就要站得住，要干得好，要有影响。在中国，大家都知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但不知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我就想着要使环境署做出改变，让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更多的国家知道环境署。

这怎么办呢？要接地气。环境署过去主要是政策层面的工作比较多，落地项目做得比较少。所以我去之后，就与同事合作提出“有影响力的发展方案”。比如说，中国、联合国、非洲三方合作，这就是推动南南合作，如“一河一湖一沙漠”项目。“一河”就是尼罗河，“一湖”就是坦噶尼喀湖（Lake Tanganyika）,“一沙漠”就是撒哈拉沙漠。在推动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能促使这个团队工作更加的高效。中非联合国三方合作会议是我在环境署站住脚之后开始的第一个项目。头两年，一直在摸索、准备、积累，终于找到了抓手，开始为联合国做事儿。

陈：面对环境署机构内部的激烈竞争，您多次提到自己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时的困境主要来自哪些方面？您又是如何克服的？

王：我说在那会儿“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是我找不着北。找不着突破点、没有抓手，压力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在此之前联合国很多同事都已经知道王之佳，现在到了联合国里边，要看看你能做些什么。这一年半年的连点动静都没有，同事刚开始那种友好、热情、期望的眼神慢慢变得很冷峻了。所以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就觉得他们的眼神都很“可怕”。特普菲尔（当时的环境署执行主任）不是把我介绍给他的内阁大主管了吗？我就单独拜访他，问“兄弟初来乍到，您作为兄长，有什么可交代的？”他靠在他办公室的座椅上，想了一会儿，就给我提了七点建议。当时我是带着本儿去的，全记下来了。英文是他的原话，中文是我翻译的，我都说一遍吧。

首先是“Be honest, speak about your mind”。为人坦诚，表里如一。第二，“Do not say bad things behind the person concerned”。不要背后讲别人坏话。第三，“Loyalty”。对待组织要忠诚，其实就是对联合国要忠诚。第四，“Do not stand aside when you see somebody is doing the wrong thing please advise him or her”。看到别人做错事儿，不能袖手旁观，你要劝阻。第五，“You may fight with the senior people，but absolutely not with the junior ones. Never injure the weak people”。他说，你可以跟高官抗争，但绝不要和下属那样，不要伤害弱势群体。联合国里头也是等级分明，对下属可不要伤害。这句话我想了想是的，但是要用的话，你得看好国情。跟有些国家的高官抗争，你要考虑到后果。第六，“Be humble”，要谦卑。刚才提到的“谦虚”modest跟这是两个概念。第七，“Trust building”，建立信任。怎么建立信任呢？信任不能使你规避风险，但是可以帮助你勇敢地跳入到不可确定性当中去。他讲完之后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

那会儿我刚参加工作两个星期，就让我出差到曼谷。正好联合国粮农组织驻曼谷的总负责人、也是粮农的助理总干事何昌垂先生在那里。他当时请我吃午饭，给我不少有用的可操作性的建议。所以这二位，一个是（环境署内阁大主管）布那朱提先生，一个是何先生，对我在联合国能够站住脚起了很大的帮助，特别感恩这二位。

后来在此基础上，我理顺了几个关系：第一，在联合国，立身之本是什么？是联合国宪章和环境署使命。第二，联合国的工作大方向是什么？是联合国的中期战略（6年）、双年度工作大纲（2年）和本年度工作计划，按“621”这三个工作方向走的。第三，你自己的职责和特长是什么？要扬长避短。我个人认为，我的职责我得清楚，我要伺候两个“老板”，一个是成员国、一个是秘书处的领导，这两个“老板”都要伺候好。同时，我的长处是大致清楚政府的需求和环境保护问题在各个国家的来龙去脉，短处是我对联合国的运转机制不太清楚。我的短处可以慢慢学。但是长处，我要尽快发扬，认清联合国八项核心胜任力。我个人认为重点是在沟通、团队合作、建立信任、创新。

陈：下面一个问题其实更是您的专业领域了。您在联合国工作多年，对中国与全球环境治理有丰富的经验与见解。距离您出版《中国环境外交》和《对话与合作》至今已将近二十年，在此期间，您认为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所发生的最主要变迁是什么？目前最核心的问题又是什么？

王：最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开发计划署在北京召开了一个会，纪念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五十周年。记得我是1976年到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工作的，有幸见证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曲折经历。前面提到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是全球环境治理的第一个里程碑，在“只有一个地球”的呼声中，环境问题一跃而列世界议题的榜首，国际社会迎来了人类环境保护的新纪元。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重返联合国后参加联合国会议的开端，让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开始认识到自身存在的环境问题，开启了中国人民环境觉醒的伟大征程。

回顾这个全球环境保护50年，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社会对全球环境治理的认识、转变、还有提高。通过“只有一个地球”和《人类环境宣言》，各国人民理性地认识到，环境危机已经出现了。人类与自然环境唇齿相依，环境与发展不可分割。但是国际社会明确认识到，改变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要以公平的原则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去商讨解决。国际社会在不断地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各项议程，生态文明和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等理念和战略政策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在发展实践中，各国相继从污染的被动末端治理，转向社会生产全过程的控制，不断推进绿色经济创新和经济结构转型，全面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今后，随着国际气候治理进程和“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实施，国际社会将面临一场深刻的、广泛的技术革命、能源革命、生产革命和消费革命。生态文明的新时代即将来临。

回到你的问题，那么在人类环境保护历程中，最主要的变迁是什么呢？是中国从一个被动接受者、主动参与者到重要引领者的转变。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地球环境极其多样的生态系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只有一个地球，它的呼唤和初心仍然需要世界各国人民来牢记。目前最核心的问题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准则，维护联合国权威、维护自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环境污染这三大全球环境危机面前，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需要继续秉持可持续发展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基本理念，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公平原则，坚持不同国家平等互利、不同文化相互包容的国际准则，以绿色发展促技术创新、促产业转型、促公平发展，同舟共济，努力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这历史的重任，就落在了当代有志青年的肩上。

陈：承接上题，您认为现阶段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工作的中国籍职员具体应该如何适应上述转变？

王：作为国际职员，就用“我”的语气说，我首先要做好分内的事儿，低头做事、抬头看世界。对这个世界的形势、趋势，要关注。现在有一个说法值得注意和思考，说“英国在17、18世纪，教会世界如何实现工业化；19、20世纪，美国教会世界如何消费；21世纪，中国应该教会世界如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是一位外籍前联合国副秘书长说的，我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期待。想要实现需要靠你们年轻的一代。

第一，创新是出路。比如中国的绿色交通，在世界上已经引起广泛的注意。所以我作为国际职员，我会关注这个趋势和发展。第二，在联合国做事，今后可预见的未来，到2030年之前，主线是SDG（可持续发展目标），那么分管的工作也要和SDG挂钩，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跟它相一致。第三，我作为中国籍的职员，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还要贡献中国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要有这种情怀，在工作和生活当中谨言慎行，环保要从自身做起。比如说联合国SDG的第11条是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那么我们从自身做起，要限制欲望。实现这个负责任的消费生产，就要在生活、工作中一点一点做起、从身边做起、从自己做起。作为一个国际职员，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中国政府的代表，但是我的言行代表中国人的形象。

2008年，王之佳（左）在参加北京奥运会活动后，在上海与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局长洪浩（右）商谈双边环境合作事宜。

三、 小结

陈：感谢老师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多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和见解。最后简要问问您，是否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呢？

王：我就谈三点看法和体会吧。第一是对求职联合国的看法。国际化人才，除了到国际组织，实际上包括从事外交、外贸、对外合作交流、到一带一路国家等涉外部门，还有到跨国公司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就业等等。第二就是应届毕业生不能直接胜任联合国职位的要求，这是大家基本公认的。第三，在校生可以申请去联合国实习，有专长的毕业生可以申请做联合国志愿者，年轻人可以参加国际公务员的年度考试，也可访问联合国求职网站，申请适宜的空缺位置。申请中高级职位，需要政府推介。最后我想跟大家再重复一遍，很多意义上是存在两个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另一个是秘书处，这两个要区分开。作为政府官员、外交官，增加中国的话语权是他们的职责。到联合国任职，是去贡献中国的智慧，增加联合国的多样性。

那么体会就三点。首先是家国情怀，人没有祖国，什么也不是。行走在地球村上，我深有体会。我在联合国的海地籍同事就说，他对他的国家简直是没有法子，乱得一塌糊涂，他自己也感到挺孤独的。对外交往当中，你不是中国政府代表，但你言行代表中国形象。咱们要谈爱国，咱先爱好自己，专心管好自己，管好自己的身体、情绪和家庭。这点非常重要。特别是情绪，人人有七情六欲，不要让情绪成为你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第二，热心公益和慈善。公益是出自你的社会责任心，慈善是出于个人的良知，所以做公益慈善会使你感到充实和快乐。地球前景堪忧，环保从身边做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

第三，阅读经典，这点我要特别强调。联合国有读书会，读万卷书，过一万个人生，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中外的经典名著，要留意文化结构的差异。中国人，比如说没有在国外留过学的人，为什么到国际组织任职那么难？我个人观察，我们年轻的求职者，知识结构问题不大。可能是文化结构的差异。文化结构是什么意思？钱穆老先生把文化结构分成物质、社会和精神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对应的文化结构，中国跟西方的不大一样，所以人们刚开始见面互相交谈还好，第二次、第三次就没有很多话要讲了。所以我们要多读一些中外经典名著，慢慢体会它的差异是什么。再有，一般各个学校都会提出一些书单。这个书单可能重点都不大一样，但是你看它的共同点。共同点实际上就是从书中吸取前人的智慧、经验、还有教训。联合国同事们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但是我发现，咱们同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知道的程度要少于他们应该知道的程度。潘基文2007年1月走马上任的时候说，我到联合国秘书处当秘书长，我的执政理念是“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就这个理念，我问过很多咱们国内大学的学生，能答出来它出处的不多。所以我希望同学们有时间能够看看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论语》、《道德经》这些经典的东西。中国人首先应对自己的文化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个课是要补上的。今天采访我想说的基本就是这些。

采访人：浙江大学 宗雨、陈林鸽

稿件编辑：浙江大学 宗雨、陈林鸽

                 中国人民大学 李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