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介绍

一、包容性增长:另一种“版本”的共同富裕

本世纪初以来，包容性增长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发展领域的一个“热词”。自 2008 年亚洲开发银行 (以下简称“亚开行”)在《2020年战略:亚洲开发银行长期战略框 架》(Strategy 2020: The Long-Term Strategic Framework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以下简称《2020 年战略》)提出将包容性经济增长 作为指导其业务战略活动的一个战略支柱后，很多国际机构都在推动包容性增长政策与实践的发展。 例如，联合国(UN)提出面向 2030 年全球发展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第八个目标即为“促进包容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制 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包容性与可持续增长战略》 (UNDP Strategy on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Growth)， 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发表《增长报告:可持续 增长和包容性发展战略》(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经合组织(OECD)制定《包容性组织政策行动框架》 (Framework for Policy Action on Inclusive Growth)，欧盟(EU)发布《欧盟包容性增长绿皮书》(EU Green Paper on Inclusive Growth)，二十国集团(G20)推出 “包容性绿色增长工具箱”(G20 Inclusive Green Growth Toolkit)，等等。此外，经合组织专门建立了福祉、包容、可持续性和平等机会中心(WISE)，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也将其设在巴西利亚的国际贫困中心更名为包容性增长国际政策中心(IPC-IG)。 

何为包容性增长?不同国际组织对包容性增长 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其中有一些概念是模糊的，不便于量化操作，而另一些概念虽非常具体，却没有抓住概念的本质。尽管不同方面在概念 上的讨论取得了进展，但包容性增长的定义仍不明确，它仍然是一个直观而又难以捉摸的概念。[1] 尽管如此，总体来看，现有关于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包含了如下几个重要方面: 

一是包容性增长超越了单纯对收入的关注。传统意义上的“富裕”往往是以经济收入和货币指标来衡量。然而，富裕以及幸福和福祉等等这些不只是 GDP 意义上的概念。世界银行“穷人之声”(Voices of the Poor)研究发现，穷人自己对幸福的定义不仅是收入，而且还包括内心的平静、属于一个社区、安全以及良好的健康等。[2]可以说，包容性增长首要 的特征就是关注于人的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 强调将人的发展放在首位的重要性，并阐明那些专注于人类发展的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0)指出，人类发展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中，有 7 个不是高增长国家。[3]经合组织更明确地提出，包容性增长是为所有阶层的人口创造机会，并在整个社会公平地分配货币和非货币繁荣的红利的经济增长。[4] 该组织秘书长安吉尔·古里亚(ángel Gurría)也认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增长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必须优先考虑增长的质量而不是数量。”[5] 

二是包容性增长强调非歧视性。在过去几十年里，人们的确看到了经济活动和产出的巨大增长，但是人们也对这些成果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产生了严重的关切。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开创性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一书中指出，不平等正在稳步扩大，而且只要资本回报率超过总体增长率，这种情况就会继续下去。在全球化和即时通讯的时代，这种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程度是不可持续的。[6]包容性增长的一个重要指向是减少贫困和不平等，让边缘化人群受益。包容性增长的一种概念方法就是是强调非歧视性增长，即给予平等的增长机会，再加上缩小弱势群体发展差距的“减少劣势增长”(disadvantage-reducing growth)。[7]亚开行名人小组制定的包容性增长战略指出，在许多国家，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如果不加以控制，这些差异可能会威胁到脆弱的经济改革的政治共识，甚至威胁到政治稳定，解决办法在于继续推行促进增长的经济战略，但要更加注重确保经济增长所创造的经济机会能在最大程度上惠及所有人，尤其是穷人。[8] 经合组织也认为，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不足以让国民福祉得到持续改善，除非经济发展红利惠及个人和各个社会群体。[9] 

三是包容性增长更加强调参与。包容性增长不仅意味着利益共享，更注重参与，这与“福利主义”方法或简单关注分配和再分配形成对比。经合组织研究指出，在贫穷国家“，福利主义”计划会给已经捉襟见肘的财政预算带来沉重负担，在年均收入低于700 美元的国家，理论上不可能通过再分配来减少贫困。即使在发达国家，再分配计划也不能成为应对某些人口群体贫困率上升的唯一办法。[10]人们需要增强自己的能力，使自己能够参与经济增长、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并从中受益。[11]这表明包容性增长不只通过再分配税收和支出工具来实现，还可以通过创造就业机会的政策或克服参与障碍来增加机会。世行提出包容性增长方法更着眼于长期，因为重点是“生产性就业”(productive employment)，而非直接收入再分配。世行认为，虽然直接的收入再分配可以在增长过程的初始阶段减轻可能的负担，但是包容性增长所固有的长期方法需要关注生产性就业，特别是通过更充分地利用陷入低生产率活动或完全被排除在增长过程之外的部分劳动力来提高增长速度。[12] 

四是包容性增长强化可持续增长。为了实现包容性增长，最大限度地减轻贫困，可持续性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200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与法国经济学家让-保罗·菲图西(Jean-Paul Fitoussi)主持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CMEPSP，即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所形成的报告指出，衡量福祉需要从传统的生产指标转变为包含福祉的非经济市场方面的指标，特别是环境和社会维度的指标，也就是可持续性问 题。[13]这种观点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在联合国(UN)、世行、非洲开发银行(AfDB)和经合组织等提交给二十国集团发展工作组(DWG)有关指出包容性增长的报告中也强调，改善环境表现将使最贫困和最脆弱的群体受益，必须仔细设计绿色增长政策，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致，支持发展中国家寻求落实由国家驱动和适合本国的工具，以促进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的经济增长。[14] 

二、教育:包容性增长中的关键要素 

教育是包容性增长中的关键要素。教育贫困(education poverty)经常会导致经济贫困，教育不平等也会造成收入和非收入的不平等，而教育发展则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

(一)教育贫困与经济贫困 

不同于经济上和物资上的贫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很早就提出了“教育贫困”的概念。教科文组织采用 4 年的学校教育作为获得最基本的识字和计算技能所需的最低年限，并认为受教育不足 4 年的人即处于“教育贫困”状态，受教育不足 2 年的人则处于“极端教育贫困”(extreme education poverty)状态。教科文组织指出，虽然没有关于每个人所需的最低教育年限的国际基准，但那些受教育少于 4 年的劳动力不太可能具备稳定职业所需的基本识字和算术技能。而当他们接受的教育不足 2 年时，他们可能在生活的很多方面面临极端的不利条件。[15] 

教育贫困往往会造成经济的贫困。亚开行研究指出，按 2005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教育贫困与每天收入低于 2 美元的人口比例密切相关。那些降低了 教育贫困率的经济体，其收入贫困率也有所下降。穷人中的教育贫困率和极端教育贫困率通常至少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16]在发展中国家，青年(15- 24 岁)和成人(25 岁及以上)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每天生活在 2 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以下的人口比例就越低。亚开行据此指出，通过提高教育水平而获得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为城市非正规部门和农村地区的人提供了更好的收入前景，并使那些 从事有薪正规工作的人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更多 的教育也增加了家庭摆脱收入贫困的机会:每多上一年学，工资回报率通常会增加 12%。更高的收入会促进创新和更高的生产率，而这反过来又会推动经济增长。[17]有学者对北欧国家发展模式研究也发现，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进行再分配，只能在很小程度上解决贫困风险的降低。减贫和教育程度之间存在着更紧密的联系，这成为提供一般意义上的赋能服务的重要依据。[18] 

(二)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和非收入不平等 

教育不平等往往与收入和非收入不平等并存。 减少教育不平等有利于促进机会平等和社会包容性，从而提高每个人充分参与社会增长和进步的机会。

任何群体在教育和就业机会方面的不平等都是社会不公正的一种体现。他们在降低经济增长方面有直接和工具性的影响。而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来说，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是其在正规部门中利用更好的机会获得更高质量和更有生产力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目前最流行的衡量不平等的指数之一。很多研究人员也受此启发，基于人口受教育年限，利用这一指标来衡量受教育年限的不平等程度。教育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经济体通常是那些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低和教育贫困程度较高的经济体。减少教育不平等是增加受教育年限的一个动力。每年受教育年限的改善率和教育贫困的减少率与每年教育基尼系数的降低率有关。[19] 

社会经济背景又反向影响个人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获取教育、就业、工作和财富的机会关系到人们的福祉，但这些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那些被排斥在机会之外的人会发现很难摆脱教育机会差、技能低和就业前景有限的恶性循环。[20]在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不平等数据库 覆盖的 91 个国家中，20 至 24 岁的年轻人在收入分配的最高和最低五分位之间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差距将近 5 年。来自城市和农村背景的年轻人之间的差距为 2.5 年。经合组织 2012 年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的结果也表明，低收入学生的学习成绩较 差，包括数学成绩。[21] 

(三)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 

教育在构建包容与和谐社会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关键支柱。正如教科文组织指出的，长期以来，教育在人类社会变革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今天的人们对今世和后代都肩负重任，要确保世界富足而非贫瘠，要确保人人充分享有同样的权利。[22]教育不仅关系到学习技能，还涉及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而这是在多样化世界中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教育投资通常会产生很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 在经合组织看来，教育和技能是国家繁荣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关键。教育对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有着强 烈的积极影响，特别是高等教育能带来更高的收入 和更强的就业能力。通过对教育的投资，家庭和政府可以同时实现许多经济和社会目标。[23]作为主要 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八国(G8)/七国集团(G7)也高度强调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1999 年八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科隆宪章:终身学习的目标与希望》(Köln Charter: Aims and Ambitions for Lifelong Learning)中就提出，教育和技能对于实现经济成功，公民责任和社会凝聚力是不可或缺的。[24]这种观点在此后的八国/七国集团会议中不断得到重申和强化。2006 年八国集团峰会的成果文件中指出，21 世纪的经济和社会繁荣取决于各国是否有能力教育其社会的所有成员，为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中繁荣发展做好准备。教育、技能的提高和新思想的产生对人力资本的发展至关重要，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市场生产力的驱动因素和所有国家凝聚力的来源。[25]而此前的八国教育部长会议声明也提出，教育对缔造包容性社会尤为重要。教育是公民社会的 基础，有助于丰富文化，构筑相互尊重与理解。[26]2016 年七国集团教育部长会议《仓敷宣言》(Kurashiki Declaration)中再次重申教育的新作用，即通过教育实现社会包容与和谐共生。《宣言》还指出，教育有助于改造社会，使人们的社会和生活能力得到发展从而充分发挥其全部潜力，并以一种幸福感积极参与促进社会和地方社区的发展。[27] 

三、评价导向:将教育作为衡量福祉的重要尺度 

将教育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民生福祉的重 要尺度已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关注。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推出 “ 人类发展指数”( H D I ) ， 1 率先将教育作为一项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准后，国际社会不断扩大和深化这种新的评价方式。近年来，亚开行的“包容性增长指标框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包容性财富指数”、经合组织的“更好生活指数”，以及世界经济论坛( W E F ) 的 “ 人力资本指数 ”( H C I ) 2 等都很好地体现出这种发展方向。 

(一)包容性增长指标框架 

2 0 0 8 年 ，亚开行在《 2 0 2 0 年 战 略 》中将包容性经济增长作为其三大关键战略议程之一，并认为此举 将有助于实现“亚太无贫困地区”的愿景，以及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使命。[28] 为配合该战略的实施与监测，亚开行 2011 年推出包容性增长指标框架。该框 架包括贫穷与不平等、生产性工作和经济机会、社会 包容、社会安全网、善治与制度等 5 个维度的 35 项指标，其目的在于促进制定包容性增长政策时使用有 效的统计数据，并鼓励就这一问题展开辩论。 

包容性增长指标框架中对教育的关注主要体现在社会包容维度。该框架中四个与教育相关的主要指标包括:(1)预期受教育年限(school life expectancy):该指标是根据目前的入学率，考察当前学生预期接受学校教育(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年限。它反映了学生接受教育的情况;(2)生师比: 在缺乏良好的教育质量指标的情况下，初等教育阶段学生与教师的比例成为一种替代性指标。生师比越高，学生相对接触教师的机会就越低，教师对学生 的关注度就越低，特别是对那些更需要关注的学生，这些学生很可能会失去兴趣并辍学;(3)政府教育支出占政府总支出比例:该指标衡量政府提供各级教育服务方面的支出，这是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基本社会服务的关键投入;(4)性别平等:教育中的性别平等是用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中的女生与男生毛入 学率的比率来衡量的，这是女性平等参与教育的一个衡量标准。[29] 

由于包容性增长是指机会平等的经济增长，因此包容性增长指标框架非常强调增长和创造机会以及社会包容、社会安全网和善治，这些被认为是缓解机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亚开行在推出该指标框架时特别提出，基本的学校教育和良好的健康应被视为基本权利，也应被视为经济发展的目的和手段。旨在提升人的能力，特别是关注贫穷和边缘化阶层包括妇女的政策，对于获得平等经济机会是非常重要的。而提供合理的教育年限仍然是发展基本人类能力的关键要求。另一方面，穷人的教育和保健费用往往成为机会的障碍，要取得更具包容性的成果，就必须缩小贫富、男女、城乡和不同人口群体在健康和教育成果方面的差距。获得教育和健康服务的机会和投入是社会保护的最佳措施。[30] 

(二)包容性财富指数 

2012 年 6 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大学 (UNU)推出“包容性财富”(Inclusive Wealth)的概念。由此而形成的包容性财富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福祉的一种方式，其目标是衡量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创造并维持人类福祉的能力。它可以用来评估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或包容性财富是否正在改善，以及这一进展是否将持续下去。[31]
   最初的《 2 0 1 2 年 包 容 性 财 富 报 告 》( Inclusive Wealth Report 2012)将一个国家的资产分为人力资本、制造资本(manufactured capital)、自然资本 (natural capital)和健康资 本(health capital)四类 。 2014 和 2018 年版报告将上述资产进一步分为生产资本(produced capital)、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 (natural capital)。[32] 其中生产资本主要包括道路、建筑、港口、机械、设备等，自然资本包括当地生态系统、生物群落、底土资源(subsoil resources)等，而人力资本主要包括教育、技能、隐性知识 (tacit knowledge)和健康。[33]人力资本的构成反映了多方面的性质。例如，它们既包括一般技能和工作技能， 也包括隐性技能和显性技能。它们不仅包括传统上被认可的认知技能，还包括非认知技能，如个人内部和个人之间的技能，这些技能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2012年包容财富报告》和《2014年包容财富报告》(Inclusive Wealth Report 2014)对人力资本计算 采取的是教育方法(education approach)，也就是基于教育来考虑人力资本和影子价格3(shadow prices)。[34]人力资本主要通过衡量人口的教育程度(即人均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和接受培训后所获得的补偿(该补偿的数额假定等于利率，其固定水平为8.5%)来获取。由于利率随时间的变化是恒定的，人力资本的变化基本上是由受教育人数的变化或受教育年限的变化引起的。每单位人力资本的影子价格是通过计算劳动者在整个工作年限内获得的劳动报酬的现值得到的。[35]《2018 年包容财富报告》(Inclusive Wealth Report 2018)对人力资本(教育和 健康)的计算方法进行了丰富和更新。新的前沿方法 (frontier approach) 基于前沿分析 (frontier analysis) 的非参数方法 (non-parametric methodology)以替代原有的终身收入法(lifetime income approach)来确定人力资本的影子价格。[36] 

包容性财富指数所开展的衡量人力资本对于 “超越 GDP”的讨论非常重要。人力资本是个人福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财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衡量人力资本可以达到许多目的:它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评估一个国家发展道路的长期可持续性，衡量教育部门的产出和生产力，以及促进关于社会进步和福祉的更明智的讨论。[37]包容性财富指数揭示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劳动力、人口、教育、技能等人力资本，与人类创造出来的机械、基础设施等生产性资本、以及自然资本同样是未来 财富的增长源泉。长期以来，教育一直被视为一种社会福利。然而，包容性财富指数表明，教育也是当今财富增长的引擎。随着知识经济的日益发展，教育作为生产驱动力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教育与生产资本(produced capital)以及增加机会正相关，这是人类福祉的核心。[38] 

包容性财富指数指出教育、健康和环境是真正 能够释放世界各地年轻人和相互联系的人口的发展潜力的投资。然而，由于传统经济指数的限制，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作为国家财富的主要支柱，在很大 程度上仍然对决策者隐藏。[39]根据包容性财富方法计算，在 1990 年至 2014 年间，经全要素生产率、碳损 失和石油资本收益调整后，140个样本国家中仅有 96 个国家的人均包容财富指数增长率为正。从包 容财富的资本构成来看，人力资本最高为 59%，特别是其中的教育占到33%(另外健康为26%)，而生产 资本和自然资本分别为 21% 和 20%。[40]此外，该指数还显示，在人口增长率较高的国家，对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的投资，将为包容性财富增长带来比对其他资本资产类别的投资更高的回报。[41] 

(三)更好生活指数 

每个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但是“好的”或更好 的生活意味着什么?2011 年，经合组织在成立 50 周年之际发起“更好生活行动”(Better Life Initiative)， 并制定了一个全新的包容性增长评价框架——更好生活指数。经合组织秘书长古里亚指出，制定该指数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强调统计数据在塑造行动方面的作用，推动政策的重新定位，关注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福祉的各个方面”。[42] 

更好生活指数在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 会研究报告以及经合组织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物质生活条件”、“生活质量”和“可持续性”作为衡量民生福祉的三个维度。对于前两个维度，该指数主要通过对收入与财富、工作与薪资、住房条件、健康状况、工作生活平衡、教育与技能、4 社会联系(social connections)、公民参与与治理、环境质量、个体安全 和主观幸福感等 11 项指标对“个体福祉”做出衡量。其中，教育与技能方面的指标主要包括三项:(1)教育程度(educational attainment)，该指标是一个国家人民接受正规教育程度的基本指标。经合组织将其 界定为 25-64 岁成年人中至少拥有高中学历的百分 比;(2)预期接受教育年限(expected years in education)，即 5 岁的孩子在其一生中至 39 岁的平均受教育年限;(3)学生的认知技能(students’ cognitive skills)，即经合组织 PISA 测试中学生阅读、数学和科学的平均成绩。[43] 

此外，更好生活指数还通过对自然资本、人力资 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指标对第三个维度“未来 福祉的可持续性”进行衡量，其中人力资本同样也与教育密切相关。经合组织将人力资本定义为个人具备的有助于创造个人、社会和经济福祉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特质。测量人力资本的具体指标包括: (1)教育程度，如达到的最高教育水平;总人口或工作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或者是现在年轻人 的预期受教育年限;(2)技能与能力，即通过 PISA 和 国际成人能力评估项目(PIAAC)对学生及成年人获 得的技能和能力的测量。[44] 

经合组织创立的更好生活指数是一个交互式工具，它允许用户在经合组织民生福祉框架的 11 个指 标上设置自己的权重。该网络应用程序允许用户根据个人生活中的优先事项，查看各国的平均成就，并与网络中的其他人和经合组织分享自己的指数和权重选择。自 2011 年 5 月发布以来，“更好生活指数”网站吸引了世界各国 1050 万用户的访问，获得了 3000 万页面浏览量，产生了关于用户对各种生活维 度的重视程度，以及这些偏好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 异以及用户的人口特征的信息。[45]从用户收集的信 息来看，平均而言，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生活满意度、健康和教育。[46]该指数的主要特征主要包括:一是把人放在评估的中心，关注他们的生活环境和他们的幸福体验;二是关注的是福祉的结果，也就是生活中对人们直接且本质上重要的方面。例如，在教育方面，衡量标准侧重于取得的技能和能力，而不是花在学校上的钱或受培训教师人数;三是将福祉结果在人口中的分布视为一个重要方面，包括与年龄、性别、教育和收入相关的差异。[47] 

四、政策支持:为教育助力增长创造有利环境 

政策在为包容性增长创造有利环境以更有效地应对这些发展挑战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包容性增长背景下，这种支持政策主要包括包容性社会政策、包容性创新政策和包容性教育政策。

(一)包容性社会政策 

包容性社会政策对实现社会包容 (social inclusion)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着重要的作用。世行认为，社会包容是改善个人和群体参与社会的条件的过程，也就是根据其身份改善处境不利者的能力、机会和尊严。[48]经合组织也使用“社会包容性”(social inclusiveness)来表示为所有阶层的人口 创造机会的过程，特别是收入分配水平较低的 10% 人群和其他方面被排除在外的人群。[49]社会包容性具有多维性(multidimensionality)、政策相关性(policy relevance) 和重视分 配 (emphasis on distribution)三个维度。其中，多维性是指人们普遍认识到，国内生产总值只反映了经济福利的一部分，就业、技能和教育、健康状况、环境、公民参与和社会联系等其他方面对福利也会产生有影响。而政策相关性是指包容性增长应具有政策可操作性，并在考虑分配影响的情况下，将政策工具与相关货币和非货币层面联系起来。这尤其需要评估政策和机构对不同层面包容性的影响，以及促增长和促包容性政策之间可能存在的权衡和互补。[50] 

强化包容性社会政策将使社会各有关方面更加明确，民生福祉不仅包括收入，还包括教育机会、健康和生活质量、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网络和关系等方面。而对于教育而言，包容性社会政策至少可以从技能培训和创业支持等方面得以加强。首先，职业和技能培训是发展人力资本的重要教育 手段。随着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以知识为基础，对各国来说在其劳动力市场上拥有多样化的各种技能 储备变得更加重要。而研究发现，目前的教育体系“前载式”(front-loaded)的方式不适合当前或未来的 劳动力市场。企业也必须重新思考自己作为“现成”人力资本消费者的角色，帮助教育系统跟上劳动力市场的需求。[51]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认为，世界各国的教育者和雇主亟需从根本上反思人力资本现状。各 部门必须携手合作，推动教育制度、劳动力市场和工作场所适应全新的时代要求。[52] 

其次，创业支持特别是通过创业教育计划、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指导计划促进创业技能提升是实现社会包容的重要手段。尤其当弱势社会群体拥有与他人相同的创业和经营成功企业的机会时更是如此。女性、青年和移民等弱势社会群体面临着诸多创业障碍，需要在社会规范、网络和福利制度，以及获得创业资金和技能的机会等方面的政策加以完善。当前的创业支持政策应聚焦于两大目标:一是对来自主流以外创业者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特别是在技能和金融领域，并确保这种支持不 仅限于“典型的”企业或创业者;二是向创业者和潜在创业者提供以建议、指导和技能开发为重点的补充性商业服务，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经营成功和促进增长的机会。[53] 

(二)包容性创新政策 

创新是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可以帮助解决贫困问题，并直接改善社会不同群体的福祉。而包容性创新可以有效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福利，特别是受排斥群体的福利。包容性创新作为一套更广泛的结构性政策的一部分，在支持包容性增长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并已成当今为各国特别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包容性创新政策是直接为低收入群体和受排斥群体的福利服务的举措。包容性创新通常会通过修改现有技术、产品或服务，以更好地满足这些群体的需求。包容性教育创新主要是通过新的或显著改进的产品或流程、营销方法或组织设计，为经济贫困群体提供更 高质量的教育和教育资源。[54] 

包容性创新政策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支持包容性创新”(pro-inclusive innovations)，即通过改变现有的技术、产品或服务，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服务。其中，“廉价”(frugal)创新允许通过仅保留最关键的功能，同时保留核心质量特征来设定较低 的单位产品价格。较低的价格允许低收入群体购买这些创新。学校机构、培训机构和教育出版商等教 育组织主要通过提供新产品和服务(如新课程、教科 书或教育资源)，提供服务的新流程(如用于电子学习服务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改变组织活动的方式(如利用信通技术与学生和家长沟通)，以及新的 营销技术(如研究生课程的差别定价)来实现。教学中的包容性创新主要包括设计低成本产品(如平板 电脑和课程材料)、基础设施创新、课程设计和实施 的创新、教育合作和网络的新方法以及学生评估的新方法。[55] 

另一种是“草根创新”(grassroots innovations)，即强调向低收入群体赋权的包容性创新。虽然这些项目由穷人承担，但创新体系中的其他参与者，包括大学、社会组织和私营企业，可以为这些项目提供支持。贫困人群可以通过次要角色(如产品分销商)或更广泛的角色(如联合生产者)参与进来。[56] 支持“草根创新”政策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其一是提供知识技术，即提供获取知识和技术专长的机会对基层创新尤其有帮助。实现该目标的一个方法是政府为大学和公共科研机构提供激励，以支持基层创新者。另一个是培育中介机构，在正式创新机构(公共科研机构、大学)和基层人员之间、创新者和私营企业之间以及基层创新者之间搭建桥梁。其二是加 强能力建设。能力不足特别是适切技能的短缺阻碍了草根创新的扩展。正如发达经济体中用户主导的创新所表明的那样，技能可以让创新活动更具影响力。[57] 

(三)包容性教育政策 

包容性教育政策对于提高人的能力，实现更好的就业、提高生产力、社会包容和实现包容性增长尤为重要。向更具包容性的增长转型需要雄心勃勃的 教育和技能政策，以减少机会和结果的不平等。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教育程度和技能不仅决定就业和收入，还影响健康、社会参与和总体生活水平，这些都是影响包容性增长的关键非收入层面。[58]很多发达福利国家也通过减少对社会保险的依赖，转而更多依赖教育等定制社会服务的提供，来应对新出现的不可估量的风险。[59] 

包容性教育政策可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要提高受教育年限。由于受教育程度是一项福利指标，因此就像收入和消费及支出的货币福利指标一样，贫穷指标同样可以由受教育年限来衡量。[60] 有研究指出，将教育程度提高到至少初中水平可能会减少收入不平等。至少达到中学教育水平的人比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更有可能就业。[61]经合组织研究 报告也表明，高中和中学后非高等教育学历(post- secondary non-tertiary degree)工人比例的提高与收入分配的缩小有关。[62]因此，如果穷人要从未来的非农业经济增长中获益，就必须提高中等和高等教育的质量和获得机会。[63] 

其次是重视和加强终身学习。有效的教育政策 需要覆盖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周期，这也是取得包容 性增长成果的重要保障。人力资本可以通过许多渠道积累，这些渠道既可以是终身的(lifelong)，从出生到死亡的学习，也可以是全方位的(life wide)，从各种场合的学习，包括家庭养育、非正规教育、工作场所在职培训和工作实践，甚至日常生活随时随地的非正式学习。[64]早期教育收益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机会和成功，以及每个人在以后生活中的地位。而终身学习、培训和技能是纠正或补偿正规教育不平等结果的重要渠道。世界各地的许多教 育系统继续以前置学生一生的学习为假设，让老一辈人在年轻时获得一次性教育成就，从而导致全球 技能差距和不匹配。为改善这种状况，需要更广泛的终身学习机会，以及灵活和模块化的学习方式。[65] 

第三是关注弱势学生和表现不佳的学校。提高弱势社会群体的教育程度和技能，使其能够有效参与社会生活，是重要的包容性教育政策。改善女性、移民和农村儿童等处境不利人群的教育机会，不仅可以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进展，还可以在贫困、健康和全面发展方面取得进展。同时，学校承载着支持包容、公平以及个人和集体福祉的职责，应成为受保护的教育场所，同时还应重新规划学校，以便更好地推动世界向更加公正、公平和可持续的未来转变。[66]政府可以采用积极的政策，即消除阻碍公平的制度障碍以及改善表现较差的弱势学校，来防止学校失败和减少辍学率。

第四是扩大教育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可以产生经济和非经济利益，被公认为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关键支柱。在统计上，卫生和教育方面的投资与更好的经济发展成果以及实践中包容性增长的程度有关。[67] 《2012年包容性财富报告》得出的一个很重要结论就是，如果包容性财富的人均年增长率低于其人均 GDP 年增长率的国家想要长期维持较高的GDP 增长率，就需要增加包容性投资。这意味着国家政府需要鼓励教育，减少自然资源的开采，并增加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68]人力资本投资不仅仅是一种经济需要，它是所有个人充分发挥其潜力的基础。世行认为，基于效率和机会平等，在教育方面的公共开支是合理的。它纠正了市场未能为教育分配足够资源的错误，还扩大了那些能够提前支付教育费用的人获得教育的机会。[69]要想改变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下的状况就要从物质基础设施(校舍、厕所)，到消耗品( 教科书 、校服 、营养餐 )，再到人力资本( 教师的数量和质量、班级规模)等方面不断扩大教育投资。[70] 

当前，我国已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新阶段。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共同富裕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通过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实现更平衡、更协调、更包容发展。[71]而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总量对于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至关重要。[72] 可以说，包容性增长所提出的理念与举措绘制了一幅用以发展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和建设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可资借鉴的路线图。同时，作为一个参照系，从包容性增长中映射出的镜像可以引起我们对发展理念和增长方式的反思，帮助我们通过制度设计更好 实现共同富裕。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中国有效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路径及战略研究” 

(22QNYC01ZD)的部分成果。

注释

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人类发展报告》中率先使用‘人类发展指数“来评价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程度和民众生活水平。 该指数旨在提供 GDP 之外的另一种方法，“教育水平”也就是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成为和“预期寿命”及“生活质量”同等重要 的三项基础变量。

2世界经济论坛为实施“教育、性别平等和工作”行动倡议而开发的“人力资本指数”，着重评估在教育和技能领域的政策和投资所产生的成果，从而促进劳动力满足未来全球经济发展。 

3影子价格的计算是 IWI 发展的核心，尤其是自然资本。影子价格是一种商品或服务的估计价格，不具有市场价格。可以使用各种非市场 

估值技术来估计这些价格，这些估值方法通常被认为比使用未经调整的市场价格更全面。尽管可能无法实现自然资本或生态系统服务的 “正确”影子价格，或充分捕捉生态系统的阈值，但基于支付意愿测度的影子价格目前被认为是估计其价值的最佳可行方法。

4 2020 年后该指标改为“知识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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