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ernd Schlipphak，德国明斯特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实证研究小组量化方法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心理，政治行为（围绕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等主题）与政治沟通，主要研究方法为定量研究方法。

编辑：胡锦（“立学术”栏目编译员，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专业20级本科生）

审校：张晨旭（“立学术”栏目编译员，浙江大学国际组织与国际交流专业2022级硕士生）

         陈桂琼（“立学术”栏目编译员，浙江大学国际组织与国际交流专业2021级硕士生）

来源： Schlipphak, B., Meiners, P. & Kiratli, O.S. Crisis affectedness, elite cues and IO public legitimacy. Rev Int Organ 17, 877–898 (2022). https://doi.org/10.1007/s11558-021-09452-y

【期刊简介】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国际组织评论》），著名国际组织研究期刊，发布相关原始科学分析，并对国际政策机构进行研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清算银行集团，世界银行、北约、世界卫生组织、欧洲人权法院、联合国等类似机构。它的重点不限于政府组织，还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NGO）。除了正式组织之外，《国际组织评论》还分析较“软”的国际合作形式，包括建立亚太经合组织、全球发展网络和国际竞争论坛等国际机制和合作。根据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的报告显示，该期刊2021年的影响因子为7.833。

【文章导读】

2019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席卷全球，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深远影响，可谓是近几十年来最大公共卫生危机。本文的作者以此次国际危机为切入点，探究了在国际危机之中国家公民和精英阶级的反应会如何影响到国际组织的公共合法性，填补了此前国际组织研究忽视国际机会性事件对国际组织影响的学术空白。

【内容概览】

一、 导论

在过去的二十余年，国际危机频发，如二十世纪初亚洲和拉丁美洲经济危机和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许多国际组织和地区性组织都尝试对上述危机进行军事或和平干预。当下，我们正经历着始于2019年年末的新冠疫情。这些危机的产生不仅使得相应领域内的国际组织日渐为各国精英阶层和公民所熟知，例如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新冠疫情中备受瞩目，也将国际组织置于日益增大的自身合理化压力之下。部分国际组织的失职，已经导致了其合法性的降低。所谓国际组织合法性曾被理解为国际组织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有权利进行管理”。因此，国际危机对于国际组织合法性的主要影响似乎就是促使其在面临国际危机带来的巨大压力时，努力实现自我合法化。但国际危机给国际组织合法性所带来的全部影响却不止于此。

文中，作者认为国际危机对国际组织还存在一个重要影响，即通过增加国际组织的显著性（即国际组织受关注程度），引发越来越多关于组织的公共讨论，从而带来两个相互关联的效应。（1）效应一：增加的显著性使得公民们更留意相应领域国际组织的存在，从而促使他们将危机之下其对于日常生活的担忧与国际组织的职责联系起来，进而使得国际组织的公众合法性更依赖于大众心目中它在危机中所具有的职责与大众自认为所受危机影响之间的联系；（2）效应二：国际危机中日益显著的国际组织会成为政治精英阶层转嫁危机的对象，因而政治精英更易获得国内支持。这种来自精英的攻讦会影响到公民对待国际组织的态度，并进一步削弱国际社会对于国际危机的应对效率。

国际危机使得国际组织具有公众显著性，从而获得更高公民关注度。基于此，作者构建因果模型来解释并支持其“显著性理论”，并提出如下观点：首先，公民对于国际组织合法性的信任程度会受公民由危机引发的担忧情绪的积极影响（个体受危机影响度的直接效应）；其次，政治精英阶层可以使用国际危机来削弱国际组织合法性（精英指责的直接效应）；最后，公民担忧给国际组织带来的影响会被危机相关的精英讨论所调节，更具体地说，精英阶层对于国际组织未能履行其职能的攻讦会削弱公民担忧的积极影响（指责的调节性效应），同时精英阶层暗示国际组织有效性的叙述也会增强公民担忧的积极影响（叙述的调节效应）。

作者还进行了新冠疫情相关的问卷调查，调查了WHO在德国、奥地利和土耳其的公共合法性情况。作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上述三个国家的社会语境中，那些更认为新冠疫情对自身构成巨大威胁的公民都对WHO展现出了更加积极的态度。此外，实验结果也表明接受了精英阶层负面引导的公民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较弱。最后，个体受危机影响度的直接效应确实有效地为针对WHO表现的精英叙述所调节。

二、 文献综述

尽管国际组织合法性的课题在国际关系学科内存在已久，但在近年来才得到实质性推动。Keohane在2011年将规范性与社会学（或称为公共性）研究区别开，合法性的研究，尤其是在公共性研究领域内，在近十年得到了系统性的发展。而对于国际组织公共合法性中公民态度的研究，受到领域内其他研究的影响，都采用了下列三种论证方法。

第一种方法即重视实用性因素对于解释公民态度的作用。公民会在认为其个人受益（自我中心）或本国受益（社会性动机）的情况下支持自由贸易和欧盟。

第二种方法从一种心理学的视角进行论证，或强调诸如国家荣耀，意识形态和心理倾向等身份相关因素，或强调将诸如信任他人，信任国内行为体等长期心理倾向转化到国际层面。因此，这种论证方式对早期的实用主义研究构成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挑战。在国际组织研究领域内，使用这种论证方法的学者常常探究公民的社会和政治信任程度，个体对于国家经济状况的感知等等重要因素对于公民态度的影响。

第三种论证方法主要研究精英引导对公民国际认识的影响。这种研究表明受信赖的精英阶层的正面或负面引导会相应地导致公民对欧盟及贸易协定持有更加积极或消极的态度。在国际组织研究方面，也有学者具体展示了政府引导可以影响公民对待联合国的态度。

现有对于国际组织合法性的研究往往都基于一个普遍的前提假设：绝大多数的公民对于国际组织并没有多少认识。尽管这种假设在国际组织被政治边缘化时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公民此时会认为国际组织并不重要，但是当国际组织突然具有更高公共显著性，且获得更多公众关注时，这种情况可能就改变了。不过，鲜有研究对此进行关注，或从尝试全球危机造成国际组织显著性激增的维度来进行研究。这正是本文作者的主要研究维度。

三、 理论论证

文章中，作者假设国际危机会提高国际组织在公共讨论中的显著性，并主张这种影响会导致三种效应。其论证如下：首先，国际组织提高的显著性会让公民更加注意到国际组织的存在（注意论据）；第二，对于国际组织更高程度的注意会促使公民将自身感受到的危机影响与国际组织的职能的相联系（影响论据）；第三，国内精英对于国际组织的攻讦会降低国际组织的公众合法性；第四，个人受危机影响的效应会被政治精英对于国际组织的讨论所调节（互动论据）。

注意论据，即在遭遇国际危机时，具有解决危机职责的国际组织会在公共讨论中变得更为显著。因此，公民就会更注意到国际组织和其所声称具有的职责。尽管后者并不一定和其实际职责完全一致，但增多的相关讨论仍会导致民众更加注意到国际组织的存在，并将其与危机联系起来。影响论据建立在注意论据的基础之上。随着公众越来越将国际组织视为危机的重要行为体，他们在认知上就会越来倾向于将（自认为）的危机影响与心目中国际组织的职责相联系。

研究者因此做出实质推断，即那些认为自己更易遭受危机影响的公众相比于其他人，会倾向于对国际组织有更为积极的态度。这个推断的前提是：更受危机影响的公民会更加需要，因而也更加积极地寻找能够削弱危机影响的行为体。因此，这些公民就会更加支持任何职责是对抗或支持对抗危机的行为体，即任何被认为将会削弱危机影响的行为体。

作者主张不论该行为体是否在实质上有所帮助，只要它看似是关心危机解决的，这种支持就会得到建立。基于上述过程，作者提出假设一。

假设一：公民越认为自己受到危机影响，就越会认为那些有职责解决或支持解决危机的国际组织具有合法性。（危机影响效应）

作为一个基本假设，作者认为与危机解决相关的国际组织，会在危机爆发时越来越具有显著性。不过，这种提高的公共显著性还意味着更多来自精英叙述和媒体报道的关注。这可能会导致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的产生。

在绝大多数危机中，作者认为政府都聚焦于在国内层面上解决危机，并大都尝试避免在危机处理方面受到国际组织的干预。相应地，他们会试图将危机归咎于外部或国际因素，从而挑战国际组织解决国际危机的能力。作者论证这种对于国际组织的挑战会产生直接的精英指责效应（见假设二）。对行为体的责怪会反复出现从而降低公民对行为体的好感。这种好感的降低几乎往往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公民总倾向于对负面信息产生更激烈的反应，从而更愿意相信负面消息。

假设二：在存在精英引导指责国际组织的情况下，公民会认为这些危机相关的国际组织更不具有合法性。（直接指责效应）

更重要的是，危机导致国际组织被显著关注的情况下，公民对于自身受影响程度与国际组织的关联不仅会被政治精英对于国际组织的指责所调节，还会被精英阶层对国际组织的具体描述所调节。调节效应虽始于精英指责，但可能比假设二中的直接效应更值得深究。如果政治精英反复指责国际组织未履行应对危机的职责，公民仍会将自身所受影响与国际组织联系起来，那么，国际组织就不再是针对危机的一大解决方案。因此，假设一中的积极效应会在精英职责的情况下变得不那么有效（见假设三）。

假设三：假设一中的效应会在精英引导公众指责国际组织的情况下减弱。（职责调节效应）

对于国际组织合法性和相关精英叙述的研究指出，传统意义上输入合法性（由程序性原则带来的合法性）和输出合法性（由行动表现原则带来的合法性）的二元对立在此领域中仍然存在。后续研究也证实，国际组织的程序和行动在赢得公共合法性信任方面均很重要。尽管上述现象在一般时期可能属实，但在危机情境下，作者推测表现原则对公众评价的影响会由于公众自觉受影响程度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因为忧心危机的公民会更希望得到及时成果，他们对关于国际组织有效性的精英描述，即对关于输出合法性原则的精英描述，会比对关于国际组织公正性的精英描述，即对关于输入合法性原则的描述，反应得更为显著（见假设四）。

假设四：假设一中的效应会在精英描述强调国际组织有效性的情况下得到增强。（叙述调节效应）

四、 实验设计

本文总结了原文实验部分的主要思路和结论如下。

（1） 实验背景

新冠疫情是近年来极大程度突出了全球联系的重大国际危机之一，其使许多公民都直接为国际问题所影响。不过，由于不同亚群体对新冠疫情的担忧程度不同，公民对待此类影响的认识显然不尽相同。因此，作者预期会在研究中观测到新冠担忧程度的显著区别，从而为研究显著性对个体合法性信任的复杂影响提供可能。此外，新冠疫情中，精英阶层试图通过指责外部而转移责任的现象也十分常见。疫情伊始时，这种现象对于WHO尤为明显。差异化的个体担忧与经营阶层广泛实施的指责策略，使得研究者能够通过控制变量的手段创造实验条件来检验研究假设。

不过由于WHO本身的特殊性，要想将WHO的例子用于对精英指责效应的检验，其过程非常复杂。

（2） 实验思路

实验者首先让被试回答研究框架中与人口协变量相关的问题，然后阅读介绍WHO在疫情方面的职责的指导语，从而在所有的被试者之间形成对WHO的高度关注。尽管上述策略会减少被试者间对关注程度的差别，从而影响对国际组织的公共显著性与个体关注度间关系的研究，但是通过增强被试对国际组织的认识，研究者有效获得测量上述三种假设（假设一，假设二，假设三、四）的基础。在阅读上述介绍之后，被试者再完成提前设计好的问卷。实验将被试者随机分到八种实验情境，采取2*2*2*2的多因素实验设计方法，实验者还对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了巧妙的控制。

（3） 实证发现

研究发现，实验数据支持所提出的显著性模型，支持上述两种直接影响和两种调节性影响。

五、 讨论与结论

作者认为，国际危机除了使国际组织面临更大的自我合理化压力外，还使得相关国际组织在公共讨论中获得更高的显著性，从而获得更高公民关注度。这会产生三大效应，即公民将自身受危机影响直接与国际组织的职责联系，从提高国际组织公共合法性（即假设一）；而增加的显著性也会为国内行为体将国际组织政治化和争议化提供机会，即导致政治行为体对相关国际组织越发明显的指责和叙述，因此研究者推测政治精英对于国际组织的指责会降低国际组织的合法性（即假设二），且政治精英对于国际组织危机管理有效性的正向引导和对其行为的负面评估也会对公民受影响程度产生的效应产生调节（假设三，假设四）。

为了验证上述现象，作者专门利用新冠疫情的背景设计了实证实验，并通过数据分析对上述假设进行了验证。最后，作者还讨论了本次研究的不足，如本篇文章虽然率先对危机对“国际组织合法性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并未研究国际组织的赞助方对于国际组织的评价的影响是否存在不同效应。作者还希望后续的研究能够对于上述调节效应进行深入研究，并且充分利用各种已有的实证数据和数据处理方法。

【译者评述】

本篇文章逻辑清晰，论证严密，其亮点尤在下述几个方面得到体现：首先，本篇文章将理论论证与严密的数据分析和实验设计相结合，融合了规范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的长处，使文章井然有序；其次，文章巧妙利用了新冠疫情在公众间产生不同影响的条件，一方面展现了从实际生活中发现实验基础的巧思，一方面也为研究新冠疫情，从学术层面利用其特殊性危机地位提供了创新思路；再次，文章从国际机会性事件出发研究国际组织合法性的视角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不过，严密的思路和实证论证也使得文章研究的现象和得到的结论较为特殊，难以在单独的研究中充分体现其背后的普遍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