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oanne Yao，博士，伦敦玛丽女王大学（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曾就职于杜伦大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编辑：杜娟（“立学术”栏目编译员，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组织与国际交流专业22级硕士生）。

审校：徐君畅（“立学术”栏目编译员，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组织与国际交流专业21级硕士生）。

来源：Yao, J. (2022). The Power of Geographical Imaginaries in the European International Order: Colonialism, the 1884–85 Berlin Conference, and Mode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6(4), 901-928. doi:10.1017/S0020818322000182.

【期刊简介】

《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创刊于1947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刊为季刊，每期发表6-8篇文章，集中探讨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研究、安全政策、国际政治经济以及欧洲一体化等热点议题。根据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最新发布的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国际组织》2018年影响因子为4.508，在SSCI收录的176本政治学类期刊和91本国际关系学类期刊中均排名第1，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一流学术期刊，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投稿。

【文章导读】

第一批国际制度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此后，它们逐渐成为国际生活中日益普遍的现象。国际关系领域的大量学术研究关注国际组织及其自1945年以来在维持全球治理方面的作用，但较少有研究聚焦于国际组织如何发展成为19世纪早期全球治理的制度化场所及其对国际秩序演变的影响。同时，关于国际制度模式应用的学术研究主要基于20至21世纪的欧洲经验，强调了将欧洲模式移植到其他地区的危险性，然而，关于欧洲制度模式为何如此引人注目的讨论却十分有限。本文通过解读地理想象来解释欧洲国家间合作模式为何被提升为全球标准并合法化，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欧洲制度模式作为全球治理挑战的普遍解决方案曾经并且将继续具有吸引力，特别通过19世纪晚期国际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1884-85年柏林会议，展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地理想象如何塑造了会议及其结果。

【内容概览】

关于政治制度传播研究，现有文献已经认识到将某一制度模式从一个地理环境应用到另一个地理环境具有缺陷。学术界虽然已经认识到输出制度模式存在问题，但对于为什么源自欧洲的制度模式在国际政治中能够成为如此令人信服的概念假设，研究却十分有限。

一、两种制度传播机制

对制度模式的传播机制进行概念化主要有两种方式。

第一，关于“移植”（Transplant）的研究强调将现有制度嫁接到外部环境中。有文献指出“移植”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并认识到现代的制度移植具有帝国色彩。当然，制度移植并不总是成功的。移植，以及相应的生理隐喻——排斥，强调移植的制度可能无法扎根，甚至可能破坏受者社会。第二，对国际制度“扩散”（Diffusion）的分析强调“积极采用在其他制度中已经运作的制度特征”具有模仿的形质。同样，扩散也并不总是成功的。资源匮乏、国家能力有限、国内政治、问题结构不同、知识不足等因素都可以解释扩散失败。

然而，学者们对这些制度传播机制的解释提出了质疑。“移植”和“扩散”都假设思想从一个源头（通常是西方）单向传播到一个很大程度上被动的“外围”（Periphery）。这种毫无疑问地接受西方模式作为全球标准的行为饱受批评，然而，这些批评在许多子领域都面临着一个隐含的假设，即西方制度可以移植到任何地方。我们为什么要以西方的理想模式为基准，专注于如何修正这些模式，使其更加灵活和包容？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作者转向地理想象研究。

二、地理想象和殖民主义地理想象

地理想象是一种特殊的对意义的创造，它将对特定地理的想象转化为对地理间联系的想象。例如，对“西方”的想象不仅结合了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等地点，还唤起了人们对“非西方”以及“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等级关系的联想。

殖民主义地理想象是通过“发现”、绘制地图、甚至就主权和边界进行外交谈判等行动来构建的。地理学家探索了地图在构成和加强地理想象方面的作用。尽管地图上的河流始终保持在同一个位置，但实际上河流的物理位置、宽度和深度会发生季节性的变化，每天也会根据潮汐和天气而变化。这种地图的政治效果是，决策者接受了地图所描绘的世界，任何偏离地图表现的行为都是不正常的，需要政治干预。殖民主义地理想象将世界划分为二元空间，如全球北方和南方或西方和非西方。在这些对立中包含着两种相互关联的地理想象——一种是关于“落后”和“发展中”地理作为发展问题的根源，另一种是关于“先进”和“发达”地理作为发展解决方案的根源。第一种想象将外围视为缺乏先进规范和制度的有问题的地域，第二种想象将欧洲或西方视为开明制度模式的承载者。

三、1884-85年柏林会议

（一）柏林会议的历史意义

考察殖民主义地理想象是理解国际机构的关键，因为第一个国际组织正是在19世纪建立的，这是巩固现代领土主权国家、延伸国际等级制度和建立早期全球治理的中心时期，国际秩序从“多中心秩序”变成“核心——外围秩序”。柏林会议是19世纪全球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它发展起国家间规范和制度——跨界河流的贸易和航行自由，成为确保这些自由的国际委员会向殖民地扩展的关键时刻。

19世纪80年代中期，非洲内陆成为地缘政治的焦点，对刚果的争夺加剧了外交紧张局势。外交官们为了缓和外交局势，希望建立一个合作框架以避免殖民列强间的暴力竞争，并阻止这种竞争蔓延到欧洲心脏，既保持欧洲人获得刚果河流域自然资源的能力，又将文明之光带到非洲。从纸面上看，柏林会议宣布在刚果实行贸易自由、保障在刚果航行自由、确立刚果的中立地位以及设立刚果国际航行委员会，但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此次会议不但没有在刚果盆地建立自由贸易和中立空间，反而使比利时通过与所有大国签订协议，获得了刚果盆地的所有权。

针对会议的失败，一种的解释是他们没有看到刚果河沿岸的情况与欧洲的情况不同，然而，柏林的外交官们认识到“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维也纳条约》的一般原则适用于非洲出现的非常不同的情况”。另一种解释认为欧洲列强并不打算让一个关于刚果河的国际委员会取得成功，本质上只是赤裸裸的政治利益。然而，如果欧洲人只想确保自己帝国的占领优势，不需要使用国际组织作为遮羞布，会议的结果也不支持全面抢占土地的理论。刚果河流域并不是由欧洲最大的帝国瓜分，而是被授予一个非政府组织——刚果国际协会，由一个来自欧洲的小国比利时领导。

（二）柏林会议中的地理想象

影响柏林会议外交讨论的第一个地理想象是将刚果河流域建设成一个概念上的空白地带，准备由欧洲人填补。需要明确的是，作者并不是说欧洲人认为刚果盆地没有人口中心或有组织的社会，而是外交官们认为，这一地区缺乏在国际外交中重要的政治权威。这种空白观念从一开始就对这次会议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会议不仅没有邀请任何土著居民代表，外交官们甚至没有考虑到有这种必要。在会议上，技术专家们以他们在各自领域的认知权威，为这种想象中的空白合法化。

探险家、制图师和法律专家对刚果盆地的权威知识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参加柏林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将著名探险家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作为技术专家，是会议上唯一一位有丰富的刚果旅行经验的专家，外交官们从一开始就依赖他的专业知识。斯坦利是一位迷人的演说家，在他的著作和谈话中，刚果河流域被描绘成一个以道德和历史空虚为特征的地域，“没有任何与刚果有关的事情可以让它的历史变得普遍有趣”“没有任何规模的军事、海军或科学事业与它的名字有关”。

另一种想象主导了欧洲人在柏林的思考：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欧洲代表着一种抽象的普遍地理，其过去的历史发展可以为各地未来的发展提供模型。在一种制度模式可以移植之前，政策制定者必须首先接受这种模式，认为它是一个成功的候选者。柏林会议召集了一个委员会，起草了一份报告，描绘了建立和巩固跨界欧洲河流集体管理体系的过程——从不完全地实现了对莱茵河的解放，到对多瑙河更有说服力的应用，通过欧盟委员会“完成了令所有相关大国满意的使命，赢得了普遍的信任”。这种对成功的叙述很重要，这份报告清晰地讲述了整个19世纪规范和制度上的进步，并指出，虽然具体的例子都是来自欧洲的经验，但这些先例可以且应该适用于世界各地的跨界河流。这些规范和制度的巩固和成功的故事反映了这样一种假设：欧洲是国际法律和制度的普遍实验室，它的成功可以输出到其他地方，取得类似的丰硕成果。

四、结论

欧洲模式的吸引力并没有随着殖民主义的结束而结束，抽象的欧洲空间和概念上的空白地理想象继续指导着我们理解国际制度扩张的方式。这些想象一方面继续困扰着全球安全，从美英特殊关系到澳美同盟安全条约，这些联盟将盎格鲁圈视为全球稳定的源泉。另一方面，这些想象在我们寻求全球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从促进公民社会和民主治理，到经济增长和环境可持续性，这些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成功的模板，在其他地方也取得了成功。

【译者评述】

对外援助被认为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外交政策工具，对于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也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对欧洲制度模式的扩张进行了历史溯源，同时又对现实世界具有实际意义。首先，中国的对外援助和发展合作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些负面评价，通过了解欧洲的对外输出为何能在国际上受到青睐，能够为中国的对外援助和国际合作提供借鉴；其次，当今众多国际组织都建立在西方制度模式和欧美国际秩序的基础之上，中国想要融入国际社会，阐释中国在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全球合作上的主张，面临着来自旧有国际秩序的压力，也需要对欧洲制度模式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为中国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并且塑造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