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泽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21级本科生。
引言
联合国是二战战胜国用以维护雅尔塔体系的工具，美、英、苏三国作为当时的“三巨头”，其意志主导着联合国的创立。长期以来，根据联合国初期历史，人们往往只看到美国创立联合国并利用它实现世界霸权的意图，却较少关注了其他两国，特别是在战后与美国针锋相对的苏联创立联合国的动机。如果只按照通常的观点强调美国对联合国的控制，就不能解释苏联为什么要参与创立联合国。还原苏联创立联合国的动机，可以促进对国际组织与其创始国关系的理解。
一、苏联对外政策的两个取向
分析对外政策是理解国家行为动机的重要切入点，为此有必要先讨论苏联的对外政策。纵观苏联历史便可以发现，苏联的对外政策始终交织着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两个取向。
苏联的国际主义取向源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联合思想和俄罗斯民族的救世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国际联合思想根源于工业革命后的历史状况。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全球性扩展，资产阶级的压迫成为世界性的压迫，全世界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共同推翻资本主义才能获得解放。由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著名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66）的口号，并在此之后亲自领导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工人协会等组织进行实践。列宁根据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最终确立的事实，又将这一口号发展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列宁全集》，2012：326）的新口号。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成立后，积极推进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创立了第三国际领导并支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二战后又积极筹划社会主义阵营并大力对外援助，这些都是苏联国际主义政策的体现。
俄罗斯民族的救世主义传统如同美国的“天定命运”思想一样，深刻影响着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俄罗斯人认为自己成为上帝的新选民，坚信“莫斯科即第三罗马”，将拯救世界作为自己的使命。这种救世主义“从第三罗马演变成莫斯科王国，以后便成为帝国，最后则变为第三国际，它经过全部俄国历史直达共产主义”（别尔嘉耶夫，1996：13）。
然而苏联毕竟是一个主权国家，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才是苏联一切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国家主义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核心取向。为此“苏联对外战略在国际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不断游移，类似一个钟摆，在二者之间摆动”（张泽宇，2011：23）。本文将会从这两个方向分析苏联创立联合国的动机。
二、苏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倾向推动联合国的建立
联合国精神与苏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反殖民和反压迫上存在着共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让世界人民深刻意识到殖民主义隐藏的战争风险。为了维护和平，民族解放的思想在多个涉及联合国的重要文件中被反复提及：
联合国在成立后确实履行了上述宣言。在1946年就成立了非自治领土情报委员会专门研究和推进非殖民进程，此后又通过《非殖民化宣言》（1960）这一重要的国际文件。联合国以国际组织的形式推进民族解放，以国际法的形式保证民族自决，推动了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打击了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苏联选择参与创立联合国，具有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意图。
民族解放后新国家的构建是苏联推广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和契机。苏联在二战后通过自身领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取得的国际威望、规模庞大的对外援助和多样的意识形态输出，使得许多新兴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其中许多的社会主义并非苏式社会主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迎来了历史最高峰。
综上所述，苏联的国际主义理想经由联合国精神得以传播，经由联合国反殖民实践得以落实。从这个角度看，单纯将联合国视作美国推行霸权的工具是片面的，联合国也在为苏联的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服务。
二、苏联的安全需求推动联合国的建立
如上所述，对于苏联而言其对外政策始终处于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交织的状态，然而矛盾却有其主要方面，苏联关于其国家利益的考虑是苏联创立联合国最根本的原因。其中本身就作为国家利益核心的安全利益，更是被二战的惨痛教训所放大，成为苏联考虑建立战后国际组织的首要原因。
据统计，苏联是二战期间人口伤亡最为惨重的国家，共死亡2660万人，伤亡6000万人以上，按照人口基数1.8亿进行计算伤亡比高达三分之一；经济上预估损失2.6万亿卢布，生产力倒退至一五计划结束时的水平。这些沉重打击使得苏联在与美、英联合的初期（1941年）就提出了“讨论和制订关于战后和平组织的计划，应该从防止德国，首先是普鲁士，再次破坏和平和再次把各国人民拖入血腥的屠场这一总的概念出发”（《苏联伟大……》，1961：30）的论断。
而纵观涉及联合国的各个文件，亦可发现安全是联合国最核心的问题：
联合国作为同盟国军事同盟关系的产物，从一开始就是集体防御机制在战后的延续，也正是这样的集体防御的性质使得苏联能够跨越意识形态而选择与美英合作。
为了确保集体防御的有效性，时任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还认为应当把这一国际组织建设成“握有捍卫和平和防止新侵略所必需的一切东西的新的特别全权国际组织”（《斯大林文集（1934-1952）》，1985：431-432），这一建议为安理会的成立埋下了伏笔。
三、苏联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需要推动联合国的建立
苏联作为二战的战胜国，取得了超级大国的地位，并且迅速在战争结束后控制了东欧地区，将其建设为自己的卫星地带。同时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的展开，苏联的影响范围遍布亚非拉地区。苏联是战后国际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它需要一种工具维护这样的体系。
苏联外交官麦斯基的《关于未来和平的必备基础》报告是苏联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构想。“为了保持他在报告中提出的世界秩序，迈斯基建议成立一个国际组织负责进行监督，在这个国际组织中苏联、美国和英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曲延明，2010：40）这使得当时的领导人进一步考虑建立一种能够起到对挑战秩序者发挥制裁作用的国际组织。
无论《联合国宪章》有关和平的话语听起来多么正义，其初始目的都是强调维护战后受美苏两极主导的雅尔塔体系。所谓“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只不过是挑战雅尔塔体系的同义语。斯大林对于这一国际组织强制力的强调——“责成这个组织在必要时毫不迟延地使用这些武装力量去防止或消灭侵略，并惩办侵略祸首”（《斯大林文集（1934-1952）》，1985：431-432）——的原因就在于此。他希望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以实现对国际社会的“合法”统治和干预。后来有军事制裁权的安理会的设立，正是联合国的大国政治色彩的集中体现。
苏联的这一意图还体现在对于否决权的强烈要求上。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中，苏联坚持要求争端当事国也有否决权，导致谈判陷入僵局；在雅尔塔会议和旧金山会议中，苏联又对否决权能否否决非强制性方案与美英再次发生争执。苏联“对大国否决权的重视实质上反映了苏联在对待这个世界组织的态度中不能忽视的一点，那就是大国在战后要保持一致原则，新的国际组织不能被用来对抗大国的利益。”（王翔，2021：11）斯大林更是明确指出：“不想 1939 年苏联在国联中被驱逐的情况再次发生，也不希望动员舆论去反对一个国家的问题再次发生。”（《德黑兰……》，1974：176）
在创始会员国的问题上，苏联也体现出同样的意图。苏联坚持要求自己的所有加盟共和国都有加入联合国的资格，以此增加自己在联合国的投票权。为此苏联与美国展开了持久的谈判，直至后来以否决权问题作为筹码换得了一国三票的特殊地位。
联合国作为美、英、苏三巨头维护雅尔塔体系的工具，如同一匹马被三个车夫同时驾驭，必然会在其中产生争执，它的工具性就决定了它注定是美苏竞争的又一个平台。
四、苏联对与美国战后关系的设想推动联合国的建立
尽管苏联与美国存在战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共同利益，但如果双方之间没有互信，也不会跨越意识形态构建联合国，特别是可预见的，在苏联明显将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参与创立联合国，这与战后初期苏联对苏美关系的乐观预想有关。
1944年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提交了一份关于战后苏美关系的报告，对战后维持苏美合作持乐观态度。他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入手分析，认为美国对苏联一直有原料和市场需求，战后苏联恢复经济又需要从美国进口设备和技术，两国具有广阔的合作发展前景。这与美国方面乔治·凯南电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俄罗斯学者将其描述为：“华盛顿在朝坏的方面准备，而莫斯科在朝好的方面准备。”（Печатнов В.О，2006：257）
在冷战爆发前，尽管苏联有对美国的防范和对联合国未来情况的担忧，希望通过增加自己的投票权，扩大否决权的内容来保障自己在联合国的地位，然而政治上的信任使得苏联对联合国总体而言持积极态度，希望以联合国维持与美国的利益合作。在美苏冷战爆发后，当这种信任感消失后，苏联对联合国的批判性大大增强，斯大林转而使用“退化”、“灭亡”等词描述联合国。
结论
综上所述，苏联参与创建联合国，有国际主义特别是无产国际联合思想的影响，也有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其中后者占据主导地位。苏联创建联合国的考虑，展现出了国际组织与其成员国的基本关系：国际组织是维护其成员国，特别是其中霸权国利益的工具。这与新现实主义的国际组织理论相契合，能够比较好的解释苏联创立联合国的动机。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2] 《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6页。
[3] 【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6版，第13页。
[4] 张泽宇：《苏联时期对外战略演变规律研究》，《战略决策研究》2011年第2期。
[5]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0页。
[6] 《斯大林文集（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1-432页。
[7] 曲延明：《斯大林与联合国的成立》，外交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8] 王翔：《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的研究（1946-1965）》，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
[9]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176页。
[9] Печатнов В.О., Сталин, Рузвельт, Трумэн: СССР и США в 1940-х гг. (М.: Терра-книжный клуб, 2006), стр.257. 转引自曲延明：《斯大林与联合国的成立》，外交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