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intao Nie，聂敏涛，美国普渡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组织、国际法和美国司法政治。

编辑：吴雨馨（“立学术”栏目编译员，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组织与国际交流专业22级硕士生）

审校：陆会佳（“立学术”栏目编译员，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组织与国际交流专业22级硕士生）

来源：Nie, M. IOs’ selective adoption of NGO information: Evidence from the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Rev Int Organ 18, 27–59 (2023). https://doi.org/10.1007/s11558-022-09455-3

【期刊简介】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国际组织评论》）为著名的国际组织研究期刊，发布相关原始科学分析，并对国际政策机构进行研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清算银行集团，世界银行、北约、世界卫生组织、欧洲人权法院、联合国等类似机构。期刊的重点不限于政府组织，还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NGO）。除了正式组织之外，《国际组织评论》还分析较“软”的国际合作形式，包括建立亚太经合组织、全球发展网络和国际竞争论坛等国际机制和合作。根据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的报告显示，该期刊2021年的影响因子为7.833。

【文章导读】

国际组织（IOs）如何在受限的政策关注与议程空间下，决定采纳哪些非政府组织（NGO）的信息？本文利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在2008年至2016年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UPR）期间编写总结报告时的一种独特的信息过滤机制，选择性地纳入非政府组织影子报告中的信息，来观察全球治理中议程设置的 “黑匣子 ”内部。通过使用来自人权高专办和7000多个倡导组织或联盟的原始文件语料库，以及一种量化人权高专办信息把关行为的新方法，文章为一般的说法提供了经验支持：国际组织更有可能采用由更有信誉的线人提供的、以中立语言表达的、得到更多组织支持的非政府组织信息。这些发现凸显了国际组织机构在形成跨国议程倡导方面的重要性。

【内容概览】

随着许多国际组织给予非政府组织更多的机会以换取后者提供的专业知识与信息，许多研究开始围绕着非政府组织争夺国际组织有限的政策关注与议程空间展开。然而，关于国际组织如何对非政府组织的信息输入做出反应，以及国际组织如何确定哪些非政府组织的主张值得纳入其有限的政策议程等问题是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信息交互关系中一个尚未被充分研究的方面。本文作者通过计算人权高专办2008年至2016年完成的第一轮和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的26次会议，及其总结报告中引用非政府组织原始报告的文本量来量化人权高专办对非政府组织信息的选择性关注。按照这种量化方法，文章开发了三个启发式指标用以研究非政府组织的信息——信息提供者的声誉状况、语言的情感效价和共同签名者的数量来解释为什么某些非政府组织信息更能吸引IOs的关注。

一、 作为非政府组织信息守门员的国际组织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际组织的行为体和利益相关者出现了跨国转变。在国际组织决策的各个场所和阶段，包括国内和跨国非政府组织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存在和参与度大大增加。这类非政府组织拥有在政策专业领域的知识以及免费提供信息的优势，能够令国际组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从而使它们更倾向于寻求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但非政府组织数量庞大，且并非所有非政府组织的信息都是可取的，如何将有限的信息承载能力与涌入的过量信息相匹配是国际组织在接受信息时面临的一大挑战。由于国际组织不

可能在信息搜集时将自身的详细规则施加于非政府组织，因此国际组织更倾向于进行事后控制，通过充当守门人的角色筛选非政府组织输入的信息。所以，需要对国际组织如何把关涌入的海量信息进行评估。

二、 解释国际组织在非政府组织信息筛选中的把关行为

（1）假设一：国际组织更倾向于采纳具有较高声誉的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

本文认为国际组织是目标导向的行为体，它们做出基于计算的选择，包括筛选非政府组织的信息，以追求自己的兴趣和偏好。同时，本文也将国际组织视为国际官僚机构，致力于在创造它们的群体以及它们所服务的更大选民群体中保持权威与合法性。由于非政府组织通常专注于某些问题领域，是专家意见和信息的宝贵来源；此外，非政府组织也是民间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为国际组织内部固有的民主赤字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补救。因此，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是国际组织增强权威和合法性的有效途径。出于维持权威与合法性的目的，在面对过多的非政府组织信息时，国际组织倾向于将信息的公信力、可信度作为评估的基本标准。评估过程中，信息发送方的声誉状况是可信度的重要线索。一方面，拥有良好声誉的信息发送方往往拥有良好的行为记录；另一方面，它们也能向信息接收方表明自身是该领域的重复参与者。因此，在信息丰富的环境中，国际组织更加倾向于采用声誉地位较高的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信息。

（2）假设二：国际组织更倾向于采用中性语言表达的信息

虽然可信的信息是获得国际组织权威的专业知识的基石，但专业知识的部署和决策的方式也会影响其被视为权威机构的程度。作为跨国官僚机构，国际组织也试图保持“独立、客观和中立的行为体”的形象。这一非政治的形象在国际组织面临议题高度政治化、政策制定过程充满政治冲突时，会更受到重视。因为国际组织会更被期待以非政治化和中立的方式表达其政策和决定，以避免成员国之间的冲突。国际组织对中立原则的承诺对其处理外部非政府组织的信息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它构成了一种更有利于用中立而不是耸人听闻的语气表达政策主张的制度背景。由此得出假设二，即国际组织更倾向于采纳用中性语言表达的信息。

（3）假设三：国际组织更有可能采纳更多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

虽然中立和去政治化是国际官僚机构的决定性特征之一，但国际组织的做法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政治民主参与规范的影响，这种规范已逐渐蔓延到国际领域。为应对全球治理中不断演变的民主合法性规范，国际组织已有意扩大外部行为体的访问权限，这一事实对他们处理传入的非政府组织信息产生了影响。具体而言，国际组织会倾向于更广泛地与公民社会利益相关者接触，这表明得到更广泛联盟支持的非政府组织的主张将得到更有利的对待。此外，国际组织也更关注由更大的非政府组织传达的信息，因为更多的组织表明有更多的资源用于收集信息，从而使信息更可信。由此，文章得出第三个假设：国际组织更有可能采纳更多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

三、 数据与方法

（一）因变量

为了系统分析国际组织的信息把关行为，需要收集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组织政策议程上的主张，以及被排除在外的主张数据。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的普遍定期审议报告对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具有完整的列表，并在报告摘要中明确列出了相关的引用，这很好地体现了非政府组织报告在人权高专办总结报告中有限的议程空间竞争，也使得信息把关的行为更加便于观察与量化。由此，文章通过简单计算人权高专办总结报告中摘自非政府组织报告的文本所占的比例，能够更直接地衡量非政府组织在议程设置阶段的影响力。

（二）自变量

为衡量人权高专办对非政府组织信息的选择性采纳，文章收集了人权高专办在第一轮和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总结社会信息的报告文本。通过将报告文本分割成句，来计算句子总长度与总报告长度的比率，得出相关数据。关于非政府组织的声誉状况，文章选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关于非政府组织咨商地位的认证来衡量；关于非政府组织信息的情感中立性，文章通过建立非政府组织的报告语料库来进行情感分析；在检验联盟宣传规模的影响中，文章以计算联合国签署书面意见的组织数量来量化。

（三）控制变量

在实证分析的过程中，文章包含了一系列的对照，在最后的模型中设置了涵盖儿童、妇女等边缘化群体权利的13项议题。同时，文章还控制了不同类型报告中的文本相似性，并将人权高专办做出把关决定时所处的信息环境也纳入了考虑中。

四、 分数Logit模型检验

在设置好变量后，文章用分数Logit模型（fractional logit model）对提出的假设加以检验分析。数据显示，人权高专办选择性采纳非政府组织信息的分布不仅存在较大的差异，而且存在严重的偏倚，一些非政府组织报告没有得到人权高专办的关注，但一些非政府组织几乎是唯一的信息来源。从人权高专办最广泛地获取信息的十大非政府组织报告来看，许多排名前列的社会来源都是地位卓越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声誉地位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人权高专办总结报告的文本数量就会增加7%（从0.042增加到0.045），这也进一步佐证了人权高专办对非政府组织声誉地位的青睐。

根据在非政府组织信息情感中立性的不同层次上因变量的期望值变化趋势，可以得出，回归分析的结果同样支撑了文章提出的假设2，即国际组织更倾向于采纳用中立语言表达的非政府组织信息。

此外，数据分析还显示，共同签名者数量每增加一个标准偏差，就会导致非政府组织报告中所用语言的数量增加12%(0.042到0.047)，这也支持了文章提出的假设3：国际组织更有可能采纳更多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

五、 结论

文章尝试对人权高专办在普遍定期审议中信息把关过程的“黑匣子”进行解密，结果显示，人权高专办更加青睐那些声誉较高、语言中立、得到更多组织赞助的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从人权高专办的案例中，文章也得出了关于国际组织的和非政府组织信息交互过程中的一些普遍性启示。随着国际社会更多的行为体可以得到公平参与国际组织决策的机会，国际组织在议程设置阶段被大量的外部信息淹没，因此，一些容易观察到的线索，比如联合国咨商地位或更多的签署者，可以成为国际组织的过滤器，减少信息过载。此外，书面交流中的表达风格也会影响信息的感知方式，诸如点名和羞辱等外部策略，虽然能够很好地动员公众舆论，但对抗性弱的策略，比如利用中立语言发表相关观点，则会获得更高的知名度。总括可得，在维护权威和合法性的驱动下，国际组织基于信息提供者的声誉地位、非政府组织的情感中立性，以及参与信息提供的群体数量来筛选非政府组织信息。文章首次系统地尝试使用一系列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来形成新的衡量指标，通过文本数据和定量文本分析研究国际政治中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新途径，文章的相关发现也凸显国际组织在形成跨国议程倡导方面的重要性。

【译者评述】

从研究方法来看，本篇文章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将语言学中的量化分析方法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提供了科学理性的跨学科的分析视角。从学术价值来看，文章通过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在普遍定期审议期间对非政府组织信息管理的案例分析，探讨了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互动过程中，接收端在信息过滤方面的选择偏好，强调了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在信息交互关系中的权力差异和地位不平等。现实中，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全球治理的方针制定、政策提倡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但由于国际组织仍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忽视国际组织的利益偏好可能会导致非政府组织无法最大限度发挥其提出的跨国倡议影响力。因此，本研究也将为那些努力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声音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较强的现实启示。

注：本次编译文章涉及定量分析，出于编译篇幅与排版原因，故不对表格、数据做详细展示，如读者想进一步了解文章的具体数据与表格，请参见原文，地址见下：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558-022-094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