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effrey Ding，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2021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他曾在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乔治敦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以及牛津大学人工智能治理中心从事学术研究。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权力转移和技术治理。

编译：李妍卓（“立学术”栏目编译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专业23级博士生）

审校：高玉婷（“立学术”栏目编译员，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19级本科生）

来源：Ding, J. (2023). The diffusion deficit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 re-assessing China’s ris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DOI: 10.1080/09692290.2023.2173633

【期刊简介】

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期刊(RIPE)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顶级同行评审期刊，主要发表国际贸易和金融、生产和消费、全球治理和监管主题，以及文化、身份、生态等跨学科问题的研究文章。2021年该刊物的影响因子为4.146。

【文章导读】

科技水平是衡量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文章提出了一个衡量国家科技实力的更为准确的指标——创新扩散能力。作者认为，当崛起大国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扩散能力之间存在显著差距时，仅依赖前者会误判国家长期维持经济增长的能力。文章以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美国和二战后初期的苏联为例，论证创新扩散的重要性。结合当前美中权力转移的讨论，文章认为从创新扩散的角度来看中国仍非一个科技强国，需要迎头赶上。

【内容概览】

传统的国家科技实力评估倾向衡量国家产生创新的能力，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漫长而曲折的新技术应用阶段。实际上，一国产生创新的能力可以被创新扩散能力所抵消，两种能力的水平可能存在显著差距。以创新能力为标准测量国家的科技实力并不能全面反映现实情况，对创新扩散能力的关注则可以为国家科技实力提供更多信息。文章进一步提出以下理论：新兴大国在创新能力强、扩散能力弱（扩散赤字）的情况下，难以持续崛起；相反，扩散能力强但创新能力弱（扩散盈余）的新兴大国较之于仅有强创新能力的国家而言更可能崛起。尤其是当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扩散能力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时，结合了两种能力的评估方法才能够更全面地展示国家的科技实力。

一、扩散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分野

评估国家的科技实力首先需要对创新和扩散进行区分。前者被定义为新产品或新工艺的开发，而后者被定义为创新在系统或人群中的传播。新技术的应用不仅取决于国家的创新能力，还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如技术转让制度、人力资本和贸易开放程度。实际上，扩散能力和创新能力之间的差异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为了在全球化中竞争，发达经济体必须比最初孵化创新的国家更有效地吸收和利用创新。论文使用了研发投入（如资金、人员）、研发的直接产出（如专利、出版物）以及研发投入转化为直接产出的有效性（如研发效率）三个指标度量创新能力；借助中间产出（如新方法的使用率）、直接产出和中间产出之间联系的强度（如产研合作的稳健性）衡量扩散能力。

二、扩散赤字和扩散盈余的案例比较

为凸显创新扩散能力的价值，论文研究了新兴大国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扩散能力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两个历史案例：19世纪末创新能力弱但扩散能力强（扩散盈余）的美国，以及战后早期创新能力强但扩散能力弱（扩散赤字）的苏联。美国的生产力增长水平高于苏联，并在20世纪初巩固了其经济优势。相比之下，苏联的生产力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停滞不前，之后陷入经济崩溃。案例比较发现创新扩散能力在决定崛起大国的经济长期增长轨迹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传统仅考察创新能力的评估方法，低估了美国在科技领导地位方面的潜力，同时也高估了苏联的潜力。

美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1860-1890）。1900年前后，美国人均GDP和劳动生产率已经超过英国。然而，如果以创新能力来评判当时各国的科技领导力，美国落后于同时期的德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之下，创新扩散能力更能反映这一时期美国科技实力的强弱。这是因为美国在广泛应用其他国家率先推出的发明创造方面表现出色。具体而言，美国建立起一个基础广泛、工程师众多、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系统。与彼时的欧洲强国相比，美国大学的研究和教学活动与商业机会有着更紧密的联系，有助于先进科学及工程知识的传播和利用，这也促成了美国的经济增长。

相比之下，1950–1970年冷战初期的苏联取得了许多以任务为导向的科技成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人造卫星的发射。然而，新的技术突破并没有转化为更广泛的技术应用。苏联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大幅放缓，1991年国家解体更是暴露出生产引擎效率低下的问题。诚然，苏联曾在研发支出以及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等指标上领先世界，体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但其创新扩散能力明显落后于美国。苏联扩散能力的局限性包括缺乏竞争压力，企业应用新技术的动机不足，以及研发体系与市场分离。事实上，苏联领导层也认识到了国家创新扩散能力的薄弱，并在70年代尝试建立负责技术实施与传播的政府机构，类似的现实表现更加反映出苏联的创新扩散赤字。

三、中国科技实力的重新评估

正如20世纪70年代外界高估苏联科技实力一样，目前关于中国科技实力的评估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创新能力指标，期刊论文经常引用中国在研发支出、科学出版物和专利方面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然而，中国的扩散能力与创新能力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为分别评估两种能力，本研究参考了全球创新指数（GII）和全球竞争力指数（GCI）作为国家科技实力的衡量标准。根据指数内部不同指标与扩散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相关度进行分类，从而确定衡量创新能力的指标以及衡量扩散能力的指标。例如，GII追踪了一国内部排名前三位的公司的研发支出以及前三强大学的质量——这是判断创新能力的两个指标；确定大学和企业之间研究合作程度的指标评估的则是创新扩散能力。其他可用于判断创新扩散能力的指标还有信息通信技术的获取与使用，合资战略联盟交易，知识产权收入、高科技净出口以及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出口分别占贸易总额的百分比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论文排除了可以同时衡量扩散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科技指标，如学校预期寿命和高等教育入学率。

分解两大指数后发现，中国的创新扩散能力明显落后于创新能力。如果仅根据2020年GII中衡量创新能力的指标判断，中国的平均排名为13.8，作为参照，排名第13位的是公认的全球科技强国以色列。此外，中美在创新能力方面差距很小：美国的平均排名为11.9。然而，如果按照创新扩散能力的指标衡量，中国的平均排名则下降了34位。根据2020年的总体情况，最接近的参照国是排名第47位的俄罗斯，而俄罗斯通常不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科技超级大国。同时，中美差距也非常大：美国的平均排名为26.9。GCI分解后也产生了类似结果。中国在创新能力方面平均排名约为15位；就扩散能力而言，中国降至约第44位。研究接着考察了2014年和2017年的中国国家科技实力，发现研究结果同样稳健。论文进一步指出，虽然中国在信息通信技术的消费应用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功，例如移动支付和电子商务的普及，但中国企业在接受数字转型方面进展缓慢。中国在包括数字工厂、工业机器人、智能传感器、关键工业软件和云计算在内的许多数字技术方面的工业应用率方面显著落后于美国。2018年，美国公司的云计算应用率平均超过85%，是中国公司的两倍多。综合上述经验证据，研究表明中国面临着创新扩散赤字问题。因此，对中国科技领导力的重新评估需要调整关注的焦点，应当从超级跨国公司、一线城市和庞大的研发数字，转向小型企业、英语报道中很少出现的四线城市以及技术转让机制。

四、结论

文章认为，对国家科技实力的评估应该更重视创新扩散能力，即创新初始阶段之后在生产过程中传播和应用创新的能力。创新扩散能力是崛起大国将技术进步转化为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历史案例表明，这一过程与大国兴衰有关。创新落后者可以是扩散领先者(扩散盈余)，创新领先者可以是扩散落后者(扩散赤字)。当两种能力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时，传统的创新能力评估方法将产生误导。文章以创新扩散能力衡量中国的科技实力，发现中国仍非一个科技强国。未来需要对中国为什么难以提高扩散能力进行更多研究。这些知识空白的解决对于决定中国未来是否会提高其创新扩散能力，进而增强其整体科技实力至关重要。

【译者评述】

本篇文章作者理论清晰，研究方法得当，经验事实丰富，既有质性资料也有量化数据。其主要亮点在于对国家科技实力评估结构做出了重新定义，在这一新视角下，以史为鉴，以数据为证，客观意义上抨击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崛起的威胁的夸大。同时，文章明确指出了中国现存的创新扩散赤字问题，对于当下中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着理论启示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