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Paul Joscha Kohlenberg（柯佑霖），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Nadine Godehardt，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亚洲研究部副主任。

图一 Paul Joscha Kohlenberg（柯佑霖）

图二 Nadine Godehardt

编译：柳月悦（“立学术”栏目编译员，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组织与国际交流专业20级硕士生)

【期刊简介】《第三世界期刊》(Third World Quarterly, TWQ)是一份经过同行评议的SSCI检索期刊，聚焦与第三世界相关的所有问题，为全球关于发展问题的辩论制定议程。处于学术前沿的《第三世界期刊》，被誉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期刊以跨学科的方式将当代区域研究的各个领域——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研究——联系起来，对国际关键问题提供极具洞察力的分析和评论。根据Journal Citation Report显示，2019年其影响因子为2.322，在42份发展研究期刊中排名19。

【文章导读】现今，与“一带一路”有关的政治话语与既定的地理空间叙事相重叠，并相互影响。本文聚焦中国的外交话语以及学术和官方话语，将中国对“南方”或“发展中”地区的表述置于本文所述的中国全球互联政治中。在此背景下，本文发现，中国并没有对“南方”或“南南合作”的概念形成一个固定视角，而是越来越多地根据各国对中国的政治倡议和区域对话平台所做出的回应来界定“南方”。因此，中国对“南方”地理范围的重新定义延伸到了中欧和东欧，甚至可能更远。中国通过将“南方”国家归类为与中国有关系的国家来行使话语权。这种对“南方”概念的重构或拓宽，也削弱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二分结构。

 【内容概览】

一、中国互联政治中的“南方”

在中国看来，“南方国家”并不是完全由政治价值观的共同点或制度上的相似性来界定的，而是更多地通过外交实践特性——特别是全球各国与中国的相对关系——来界定。因此，基于特定地理空间叙事的“一带一路”倡议所折射出的，是中国更广泛的、全球性的“互联政治”。

中国重塑“南方”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在于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政策可被视为其全球互联政治的前身。相比于界定一个限于特定地理范围的“南方”，“南方”在中国话语中被更灵活地使用。其二，“南方”、“南南关系”不再仅仅代表中国外交话语中的地缘叙事。相反，作为中国互联政治的蓝图和载体，“南方”正成为一个越来越广泛的概念，与中国互联政治的话语相融合。

中国至少通过三种话语和外交策略将“南方”与其全球互联政治融汇。首先，官方声明经常模糊“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之间的差异和界限，或将这两个概念混合使用。“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多地被称为“实现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的统一”，或将“推进南北、南南和三角合作”列为主要目标。单独研究“南北关系”而不提及“南南关系”的中国学者大幅减少。第二，“南方”甚至“发展中国家”概念对立面的定义日益模糊。第三，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许多以中国为中心的多边机制以“南南合作”为主题，但其中的一些成员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

此外，许多中国学者强调了中国在这些多边机制中的中心地位，即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发展中国家，可以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或纽带，正如“一带一路”倡议沟通了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因此，按照中国互联政治的基本逻辑，“南方”既不是一个主要身份，也不是一个主要目标，而是一个中国得以合法发挥其领导作用的概念空间。因此，互联政治以各国与中国建立（政治、经济、技术）联系的意愿为依据，通过新的方式来布局各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

二、中国对全球的空间表述的转变

在中国转变对全球空间表述的过程中，“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倡议极具影响力。中国长期视其为一种“南南合作”机制，然而，由于部分东欧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较高，这一说法在2016年前后被修改为“具有南北合作特征的南南合作新平台”。中国学者强调，尽管有既定的经济衡量标准来界定什么是“发展中”，但中国与这些欧洲国家的外交合作机制仍应归入中国的“发展中地区整体外交”，因为它们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被当作一个整体对待”。换言之，在中国的这一政治思维中，“南方”的范畴与中国的外交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由中国的外交实践再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倡议之所以被视为南南合作，是因为它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合作机制相符。诸如此类的区域合作机制经过整合与重组，便能与中国的全球互联互通政治融合。因此，“南方”这一范畴适用于全球的任何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也体现了这种空间表述的转变。现今，“一带一路”倡议正不断增加新的空间范畴（如“北极”或“数字丝绸之路”），大多数学者们也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拥有全球影响潜力。自 2014 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少地被视为区域性“邻国”倡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球性外交政策。

三、在中国互联政治中寻找南方

若想在中国的外交中定位“南方”，必须先置身于中国互联政治的背景中。到目前为止，“互联互通”一直是当代中国的关键外交政策术语，这一术语常与“合作”、“基础设施”、“发展”或“贸易”搭配出现，所反映的是地理、金融、政治和技术方面的多维互联互通。

发展中国家是中国互联政治中的主要合作方。在这一背景下，互联政治并不是融入当下的“自由主义秩序”，如加入世界银行的各项倡议、G20峰会或是联合国系统，而是由中国主动地建立倡议或合作平台。中国也将其与发展中国家的互联政治视为增强其国际话语权的铺路石，并将互联政治中所收集到的各类资源视为一种权力。因此，由中国主导的合作机制强调一个目标，即建立互联政治的权力。而中国对于“南方”的定位也是根据各个国家在互联政治中与中国的关系来塑造的。

四、一种“新型南南合作”？

“新型南南合作”概念的出现正值中国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并更广泛地提及“南南合作”之际。在这种历史机遇期，中国已开始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维持国际现状的大国，意图维护和巩固既定国际秩序的制度基础，扩大其在全球治理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因此，中国对南南合作的（重新）定义采取了高度务实的态度。中国通过强调自身已经拥有“‘新型南南合作’主要经验路径”，一面务实地强调南方国家的团结一致，一面在维持国际现状的同时模糊南北国家的界限。未来，中国会不遗余力地继续将“南方”视为一个相对于中国而言的互联互通概念空间，且至少在话语上将其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

【译者评述】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受西方学者广泛关注，往往被西方学者作为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进行研究。本文作为西方视角论文，没有从根本上跳出这一框架，依然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政治概念。然而，本文提出了中国的“全球互联政治”这一概念，突破了“一带一路”相关学术研究的既定地缘思维，探索中国对“南方国家”、“南南合作”的重新定义与构建。

本文作者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在将“南方”重新归类为与中国有特定关系的地区，对“南方”的界定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二分结构存在区别，而这种对“南方”的重新定义服务于中国的全球互联政治。作者的分析与结论为“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西方视角，也为我们理解中国的整体外交战略拓展了思路。